这种给妇女以历史地位、让妇女欢乐又自信的女性写作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男性写作的创造，它不可能用现成的属于父权制文化的象征语言，但由于父权制文化一直占统治地位，妇女没有自己的语言，她只有自己的身体可资依凭。出于这种原因，西苏提出了“描写躯体”的口号。妇女“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写作在文本与肉体的生理愉悦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而将第二者联系起来的“描写躯体”，实际上就是回到没有被菲勒斯中心的象征秩序所污染的前俄狄浦斯的想象界。

西苏还指出，这种描写躯体、表现女性欲望的女性写作，是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因而它是反理性的、无规范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破坏和颠覆着父权制文化。然而，这种颠覆性的语言并不是对菲勒斯语言的全盘拒绝。因为在西苏看来，妇女是双性同体，她们具有无尽的包容性又不排斥男性话语，相反，它一直在男性话语之内活动，所以它只是打乱了男性话语内的秩序。

2.露丝·伊利格瑞和“女人腔”

同许多女权主义者一样，伊利格瑞对父权制坚持的男女二元对立作了尖锐的批判。她认为，没有观念的彻底改变，政治上的女权主义运动是不会有太大的效果的，而这一改变观念的过程必然从改变主体、改变主体的话语模式开始。其改变的主要对象就是父权制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西方传统理论中，妇女被定义为非理性，一种需要被超越的否定性他者，一个没有阴茎的不完整的男人，同时，她也是男人可以随意变更和交换的客体。这个社会实际上是只有一个性别的社会，女性只是男人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女性没有主体性而言，所以妇女只有保持沉默。如果女性不安于这种被想象和被思索的地位，而是按自己的意愿去思考、去说话、去生活，这种主体的稳定性就会被打破，妇女的颠覆性由此而来，男性也因之拼命剥夺女性说话的权利。

女性的这一颠覆性力量，要建立在一种“女性谱系”上。所谓女性谱系，是伊瑞加雷吸收精神分析学的某些思想提出来的主张，核心是要建立一种新型母女关系，以取代俄狄浦斯三角关系中的男性中心精神分析学，以古希腊俄狄浦斯就父娶母的神话故事为依据，提出所谓男孩恋母、女孩恋父的看法，然而基本倾向还是男性、男权中心。而伊瑞加雷的“女性谱系”论则追溯到前俄狄浦斯阶段，认为那时母亲是无性别之分的，是一个具有男性创造力和母性的双性同体形象，而其女儿对双性同体—母亲是完全认同的，这才是人类起始的“女性谱系”。在这种女性谱系中，妇女之间的联系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联系，妇女不再是对象。

与“女性谱系”论相应，伊瑞加雷还提出了颠覆男权制的“女人腔”，主张“女人腔”是指与男性理性话语相对立的一种非理性的女性话语式。她认为，在男权理性化的社会中，女性被看作从行为到语言都是非理性的。伊瑞加雷说道，人们认为女性是神经质的，不可理喻的，所以更不用提她的语言。女性说话没有中心，男性无法从中分辨出连贯的意义。由于男性按先人为主的框框和规则来听女性说话，所以他们什么也听不出来。“她的言论永远不能定义为任何东西，它们的最大特征是在是与不是之间，只稍微提到某事而已”。这种非理性的女性说话方式永远在滚动、变动中，具有意义不定、无中心、跳跃、隐秘、模糊等特征，这就是与“女性谱系”相对应的“女人腔”。正是这种“女人腔”话语方式具有一种包容二元对应的特征，像“女性谱系”包容双性的母亲一样。这种多元性的女人腔与西苏的既有包容性又不排斥差异性的双性同体是十分相似的。正因为具有包容对立双方子一体的功能，就消解了男权制坚持的男女二元对立，否定了男权制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

3.朱莉亚·克莉丝蒂娃与“符号学”

作为女权主义者，克莉丝蒂娃首先着重分析语言上、文化上妇女被压抑、被排斥的地位。她的“符号学”理论虽不是专门的女权主义理论，但其中所体现出的革命性与女权运动的主旨紧密相连。克莉丝蒂娃以“符号”和“象征”的区别代替了拉康的“想象”与“象征”的区别。她所说的“符号学”与前俄狄浦斯的人类生活的最初过程有关。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孩子不会说话，却有一种由肛门和口唇引起的基本冲动，这一冲动本质上是流动的、没有模式的、不定型的，与声音和节奏相似，这就是“符号学”。符号学不是取代象征秩序，而是潜匿于象征语言的内部，这也正如同女性既处于男性社会内部又遭到其排斥，被逐至它的边缘，从而模糊了男权制度男女二元对立的界限而产生颠覆男权制社会的作用。这样，符号学就具备了解构男权制二元对立的界限而产生颠覆男权二元对立的女权主义的意义。

同伊利格瑞一样，克莉丝蒂娃也非常注意母性的意义。她认为，女人生育子女并不意味着她不能从事专业工作，相反，生育始终与文化活动相一致，因为在孕育生命的过程中女人能深刻理解生命的内涵，所以她不同意波娃认为母性功能有罪的观点，而是从解构主义消解二元对立的立场出发，“克莉丝蒂娃将母性看作是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一种挑战:怀孕和养育打破了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客体、内部与外部的对立”。这样，她的符号学就具有了某种反抗男权中心的革命性意义。

结语

法国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采取了一种激进的态度，建立了以语言为斗争之场来对男权制进行颠覆并进行女性权力重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女作家在女性写作中重建女性话语，使语言呈现出女性欲望的本体形态有指导性的作用。但是法国的女权主义者的三个代表人物的理论也都有其弱点。西苏极力主张女性写作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写作活动引导妇女觉醒，走向妇女真正的解放，但实质上在试图建立一种女性写作的乌托邦。应该肯定，西苏这种女性写作理论具有颠覆和批判当今男权主流文化和语言、为妇女写作提供了一个光明的前景和目标。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真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吗?正如莫依所说:“写作只不过是解放的一种媒介，而不是解放的法令。”西苏的女性写作理论是一种乌托邦理论，她的女性写作也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伊利格瑞要求女性深人到男性话语内部，以一种父权制文化规定的妇女所处的反理性的状态从内部颠覆男性话语，这同西苏一样，本身就是对男性话语中男女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承认。对于克莉丝蒂娃，一方面，她用“互文本性”将主体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她的“符号学”作为一种语言学要素，是一种与无意识相关的冲动，缺乏足够的历史意味。这样，她试图以改变主体来改变意识形态、语言，完成对旧世界的颠覆的积极目标也就难以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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