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底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器底记号。……孔丘以后的儒者借它来发挥他们的哲理，有做《彖传》的，有做《象传》的，有做《系辞传》的，有做《文言传》的，汉朝又有焦赣京房一流人做的《说卦传》，不知什么浅人做的《序卦传》，不知那位学究做的《杂卦传》，配成了所谓“十翼”。(《古史辨》第1册，77页)
《春秋》，王安石(有人说不是他)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象“流水帐薄”，都是极确当的批语。……至于《左传》，……这部书底信实的价值，和《三国演义》差不多。……从实际上说，“六经”之中最不成东西的是《春秋》。(《古史辨》第1册，77、78页)
在《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书》中，他对顾颉刚说：
我现在对于今文家解“经”全不相信，我而且认为“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经既没有，则所谓“微言大义”也者，自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古史辨》第1册，280页)
在为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所作《跋》中，他甚至说：
许慎的《说文》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古史辨》第1册，66页)
否定尧舜、否定六经、否定六经与孔子的关系、甚至否定《说文》，就是要通过“将中国书
籍一概束之高阁”，来达到“废孔教灭道教”的目的，这就是古史辨运动的真精神，是古史
辨运动与历代辨伪活动不同的所在，也是古史辨运动代表人物与历代辨伪家的根本区别。所以，考辨古籍、考证人物的真伪并非古史辨运动的真谛，它只是手段。而钱玄同正是把握了这种“真谛”的人，胡秋原视他为古史辨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是有眼力的。
钱玄同这种激烈的疑古思想，有没有受到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呢?胡秋原说他废姓源于外骨，以《易经》为生殖器崇拜之代表、否定尧舜的存在源于幸德秋水和白鸟库吉，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钱玄同1905年12月去日本东京看望其兄钱恂，小住三四个月，随兄游览名胜，并学习外语。1906年春回国，9月又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1910年5月回国。[4]从18岁至23岁，钱玄同基本上是在日本渡过的。他会日语，对日本学术界的情况应有所了解，因此，他的学术观点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自属必然。就以对易卦起源的认识来说，钱玄同和郭沫若都是生殖器崇拜说的提倡者，[5]这和他们都在日本生活过相当一段时期是有关的。[6]幸德秋水作为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在当时的日本有着广泛的影响，其著作《社会主义精髓》、《广长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都被中国留日学生所翻译。
特别是《社会主义精髓》一书，1903年7月日文首版后仅两个月，留日学生就出版了中文译本，以后不到4年时间竟又接连出版了两个新的中文译本。所以，钱玄同、郭沫若受他的影响，一点都不奇怪。
白鸟库吉(1865-1942)千叶县人，文学博士，1890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毕业，后任学习院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01-1903年留学欧洲。吸取语言学、民族学方法研究东亚及中亚各民族历史，创办学术刊物《东洋学报》，主持满铁的满蒙史迹调查工作，创立东洋文库为日本东方学奠定基础，被誉为日本东洋史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西域史研究》、《满鲜历史地理》等，有《白鸟库吉全集》10卷行世。1909年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上作了一次讲演，其记录在东洋协会发行的《东洋时报》第131号(1909年8月)刊出，题为《支那古传说的研究》。文章说：
中国传说之背景以儒教为理想，其中包括负起儒教崇拜角色之主人翁。不少传说一直被视为历史事实，无人提出疑问。现试以别种解释，批判其所谓之人物遗迹，并探讨其由来。……
首先载录尧舜禹事迹者，当为号称中国最古史书之《书经》。除此三人外，其他传说之古人尚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但均不见此书。……
据《尚书·尧典》所载，尧之主要事迹，为观测天文，……故尧之功绩，主要为授民以时。
……吾人应留意之处，当为舜在人事上之所作所为，及其本身之孝性。……禹性格之特点，在于勤勉力行，其事业主要与土地有关。……
《尚书》中《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皆非当时所记。此从每篇必以“曰若稽古”云云起笔，并从“今昔”可知之。再者，三王遗迹之大小轻重，有甚失权衡之处。就中以舜事业最多，行迹最著;尧专关天文，禹专主治水，而其他事业，皆归之舜，此实应大疑。加之尧之事业主要关乎天文，舜之事业涉及人事，禹之事业则限于土地，三王事迹截然区划，颇不自然，亦使人抱有疑团。
又考舜之孝道，以常识判断，颇难置信。……舜之德行，有此等父及有此等弟始能明显，传说虚构之迹至此益明。
……汉族之大灾害实为洪水……若有王者能尽力沟洫，使黎民安于其土，即为圣明之主。……洪水滔天、夏禹治水之传说，即由此起。
若上述臆断不误，吾人不得不疑尧、舜、禹三王之历史存在。尧主司天事，司人事者为舜，而彼之德为孝，并不为奇。孝乃百行之本，为中国人道德之基本。不难推知，彼等以舜为其道德理想之人格化。禹之事业与土地有关，已如上述。若然，尧舜禹三王传说之作者，应是心中先有自太古即存在之天地人三才说，始构成此传说。……
据《说文》第十三，尧之字义乃：“高也，从垚在兀上，高也。”……故知有高远至高意义之尧字，乃用以表彰帝尧之性格。……
舜、顺之韵同为震，又同音，故舜字明显有顺之义。……从文字之义而思，再察帝舜之传说，可知舜乃中国人为表示理想之基本道德而虚构之人物。
据《说文》第十四，禹乃“虫也”，此不适合夏王之名。然禹、宇同音，又同属七麌麌之韵。而禹字通?或?，见《一切经音义》卷七“渐备经”条：“宇，古文?，籀文作?同。”而宇、?等字义，《释文》云“四垂为宇”……若然，《尚书·禹贡》之文，可证夏王禹之命名决非偶然，……禹之名，实得自其治九州四垂之水。
……就吾人所见，尧、舜、禹乃儒教传说，三皇五帝乃易及老庄派之传说，而后者以阴阳五行之说为其根据。故尧、舜、禹乃表现统领中国上层社会思想之儒教思想，三皇五帝则主要表现统领民间思想之道教崇拜。据史，三皇五帝早于尧、舜、禹，然传说成立之顺序决非如是，道教在反对儒教后始整备其形态，表现道教派理想之传说发生于儒教之后，当不言自明。[7]
以白鸟库吉在史学界的地位而倡此说，不能不造成强烈的影响。《东洋时报》第129号刊有后藤朝太郎的《论尧舜禹的抹杀》。1910年1月，林泰辅在《东洋哲学》第17编第1号上，就尧舜禹问题向白鸟库吉质询。1911年7月5日发行的《汉学》第2编第7号、1911年的《东亚研究》第1卷第1号，1912年1月的《东亚研究》第2卷第1号，连载了林泰辅的《关于尧舜禹抹杀论》，林泰辅对记载尧舜禹的《尚书》中的《虞夏书》、《商书》的制作年代及在殷末周初有没有存在文明的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尧舜禹是实有的历史人物，反驳了白鸟库吉否定尧舜禹的理论。1912年4月白鸟库吉在《东亚研究》第2卷第4号发表了《尚书的高等批评--特关于尧舜禹》，这是他1910年在汉学研究会上的讲演，他认为《尧典》、《禹贡》等篇为战国时代五行概念、地理概念出现以后的作品，非太古时代所能有，号召对《尚书》作自由的研究。接着，林泰辅在同年9月的《东亚研究》第2卷第9号上又刊登了《再论尧舜禹抹杀论》，再次批驳白鸟库吉说。1911年12月4日《东洋时论》第2卷第12号刊登了白鸟库吉的《关于支那革命的史的说明》，白鸟库吉再次强调：“我不认为尧舜禹是实在的人物。因为这些就是以天地人三才为基础而造的，来具体表现出君主的最高理想而已。”1912年的《东洋学报》2卷3号，1913年的《东洋学报》3卷3号，1914年的《东洋学报》4卷1号、3号连载了白鸟库吉的学生桥本增吉的长篇论文《书经的研究》，桥本对《尚书·虞书》所载的天象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以支持其师的尧舜禹否定论，反驳林泰辅对白鸟库吉的批评。1921年《史学杂志》第2卷第4号也刊登了青山公亮《白鸟博士的“周代古传说的研究”》。刘起釪认为，白鸟库吉、桥本增吉之说出，“于是对尧舜禹的怀疑，一时形成风尚”(1994)，这应该符合当时日本学术界的实际。
钱玄同1906年9月去日本留学，1910年5月回国。在日本，他是有可能看到《东洋时报》第131号上白鸟库吉《支那古传说的研究》一文的。其实，上引《答顾颉刚书》“我从前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尧’‘舜’底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云云，与白鸟说就有几分相似。这种相似，当然不能排除偶合的可能，但受白鸟库吉说影响的可能性也许更大。??????
顾颉刚与钱玄同不同，他不懂日语，也没有去过日本，因此王汎森、刘起釪都认为他不曾接受过白鸟库吉等人的作品。笔者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外文过刊部查阅过，该部藏有《东洋学报》、《汉学》、《史学杂志》、《东亚研究》、《东洋哲学》、《东洋时报》等日文刊物。其中《东洋时报》、《东洋哲学》、《东亚研究》载有白鸟库吉、后藤朝太郎、林泰辅文章的期数不见。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没订：二是订了，后来遗失了。但载有桥本增吉《书经研究》的各期《东洋学报》都有，载有林泰辅《关于尧舜禹抹杀论》的《汉学》也有，载有青山公亮《白鸟博士的“周代古传说的研究”》的《史学杂志》也有。至于《东洋时论》等刊物我就失检了。北京大学所藏的这些日文报刊，一是北京大学的原藏，一是50年代院系调整时合并的燕京大学所藏。如载有桥本增吉《书经的研究》的《东洋学报》各卷，就是原燕京大学的藏书;载有林泰辅《关于尧舜禹抹杀论》的《汉学》，则是原北京大学所藏。据顾潮《顾颉刚年谱》，顾颉刚1920年6月被北京大学聘任助教，职事定为校图书馆编目员;9月10日到北大图书馆就职，见该馆主任李大钊，谈中文书目改编事。次日，作《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嗣后又拟各种表格备填;11月9日，并作《图表编目意见书》。10月始，又任清查外文书籍、重编西文目录事。(55、56页)一直到1922年3月，顾颉刚的“图书馆事由黄文弼代”(71页)。顾颉刚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半，又曾“清查外文书籍”，因此，他完全有可能会见到《汉学》第2编第7号(1911年)所载林泰辅《关于尧舜禹抹杀论》、或者《史学杂志》第32编第3号(1921年)所载青山公亮《白鸟博士的“周代古传说的研究”》这些论文。这些论文都较为详尽地转述了白鸟库吉的观点，通过它们了解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应该是不难的。所以，说顾颉刚“根本无缘与日本同时学者之说接触”是不能成立的。[8]
林泰辅为日本著名汉学家，与王国维多有论学往来。王国维1915年1月曾有《洛诰解》一文刊《国学丛刊》，林泰辅在《东亚研究》上发表《读〈国学丛刊〉》一文，与之“攻错”。同年11月，王国维撰《与林浩卿博士论洛书》，回答了林泰辅的“攻错”。1916年1月，林泰辅又以其刊于《东亚杂志》之答辩寄王国维，王国维乃作《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王国维的这3篇文章，后汇为《裸礼榷》，刊入上海“广仓学宭”之《学术丛编》第4期(1916年);又刊《观堂集林》卷一(1921年);《海宁王忠悫公遗书》(1927年)。林泰辅著《周公及其时代》一书，王国维读后曾给予较高的评价(见《与浩卿博士论洛诰书》);1916年6月4日《致罗振玉书》云：
《学术丛编》已装成，维得十本。先以五本奉寄，中请寄林博士(林泰辅)一本，藤田(藤田丰八，字剑公)先生一本，内藤一本，余请留或酌送。[9]
钱穆1931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翻译了林泰辅《周公及其时代》一书。[10]学界对林泰辅著作的重视，应该与王国维的评价有关。1918年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云：
昨有日人长井江衍者来访，此君狂甚，历诋林浩卿辈。(273页，1984)
长井江衍“历诋林浩卿辈”，不知是否与林泰辅驳斥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有关，但招致王国维的不满，可见王国维对林泰辅的维护。顾颉刚自称：
在当代的学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在1923年3月6日的日 记中，我写道：
梦王静安先生与我相好甚，携手而行，……谈及我祖母临终时情形，不禁大哭而醒。呜呼，祖母邈矣，去年此日固犹在也，我如何自致力于学问，使王静安果能与我携手耶!
一年以后，在1924年3月31日的日记中，我又有这样一段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