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祭祀之事”，整理者认为似为太子见君之前有某种祭祀仪式，学者们已指出其不对，认为应是“太子见君时所应持的恭谨态度，就如进行祭祀时的那样。”其说甚是，笔者从之。

简4为完简，文末有结束的墨勾，是此篇最后一简。简文记述的是国君去世后，“太子”所应守的礼节。从“各恭尔事”来看，“尔司”可补“各敬”二字。整理者认为“尔”指“太子”，然从“各”来看，似乎不是指“太子”一人，像是对群臣所言，故有学者认为是国君临终对群臣的遗命[24]，也有学者认为是太子对群臣的训诫[25]。由于前文缺失，究竟如何不可得知。

“廢命不赦”，简文原作“发命不夜”，整理者注释为“发布命令不待夜”。陈伟先生认为应读为“废命不赦”，“发”与“废”通假，“夜”与“赦”或可通假[26]。按：陈伟先生所读是正确的，“夜”与“赦”正可通假，补充之。《说文》：“夜，舍也。从夕，亦省声。”“夜”可读为“舍”，“舍”通“赦”，《正字通•舍部》：“舍，与赦通。”《诗经•雨无正》：“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陆德明《经典释文》：“舍，音赦。”可见，“夜”可通“赦”。

“大甹(屏)”，“甹”，整理者未释，学术界争议甚多，计有以下几种：一是李锐先生、黄德宽先生等读为“务”，认为“邦之大务”，即是“国家大事”[27];二是颜世铉先生释为“叟”，读为“变”，认为“邦之大变”，即是“国家的重大变故(君丧)”[28];三是苏建洲先生释为“受”，读为“吏”，认为“邦之大吏”，既是“国家重臣”[29];四是林素清先生读为“屏”，认为“邦之大屏”，既是“国家有力的辅佐之臣”[30]。对此诸说，笔者认为林先生之说最为有理，而其它三说，林先生皆一一辨之，兹不赘言。按，从图板的字形来看，整理者所隶定的字形应是正确的，上从臼、中有一直竖，下从ㄎ，在《说文》中，讹变为上从由，下从ㄎ，即“甹”字，读为“屏”。古制，父死，子守丧三年，故太子在此期间，要“亡聞亡聽，不問不命，唯哀悲是思”，国家政务全托付于“邦之大屏”，故而对其要尊敬。“邦之大屏”谓谁?从前文叙述来看，应是辅佐太子的“君之母弟”。《论语•宪问》曰：“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孔子家语•正论》亦曰：“子张问曰：‘《书》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于冢宰三年。成汤既沒，太甲听于伊尹;武王既丧，成王听于周公。其义一也。’”“君之母弟”当为冢宰。

从以上的注释和分析来看，此篇文献内容可分为四个方面，即一简一个方面内容。简1讲的是国君年老传政于太子时(并不等于传位)，太子与其辅臣“君之母弟”的礼节;简3讲的是太子理政所应注意的事项与措施;简2讲的是太子入内宫觐见国君的礼节;简4讲的是国君去世后太子应遵循的礼节。其逻辑关系十分清楚。

关于此篇文献的性质，有学者认为简文或许是大、小戴《礼记》中《文王世子》片的佚文，是“世子法”的一部分[31];也有学者认为此篇可能出于七十子及其后学对阐述《论语》相关内容的记录[32]。从全文内容来看，此篇无疑反映了儒家的一些礼节，能与一些传世的儒家文献相佐证并作些补充，但这只能说明楚国用儒家的礼节来教育太子。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及其弟子在陈、蔡、叶之间游居达三四年之久，楚昭王也多次想招募孔子进行封赏，这一事件使儒家思想滥觞于楚国。在孔门中见于姓名的楚人有颛孙师、公孙龙、任不齐、公良儒、秦商等，他们或“为师傅卿相”，或“友教士大夫”[33];在七十子后学中卓然成家的有馯臂子弘、世硕、陈良等，这些人对儒家思想在楚国的传播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荆门郭店1号楚墓中，出土了大批的竹简，据学者们的整理，主要有两类文献，一类是道家作品，如《老子》、《泰一生水》等;一类是儒家作品，如《性自命出》、《六德》等，这些文献，有学者认为是太子老师教育太子所选编的教本和参考书[34]。可见，儒家思想在楚国是非常流行的，而且深受上层阶层的喜爱，他们用儒家的思想和礼节来教育子弟也就理所当然了。

太子是王位的继承者，理应受到特殊而又严格的教育，因此，在楚国负责太子教育的一般是两个人，称为“师”与“少师”[35]，或“师”与“傅”[36]，亦可统称为“师保”[37]。其中，负责太子教育的主要是“师”，他们的贤愚及教育，无疑能影响太子的作为。楚文王年少继位，“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以田于云梦，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朝”，其师保申为督文王改过自新，以“先王卜以臣为保”而“承先王之命不敢废”的责任感，束细荆而笞责之。文王省悟改过，开国千里，壮大楚国，“皆保申之力也，极言之功也”[38]。而楚穆王师潘崇则是一个反例，教导穆王阴谋夺权，据《左传•文公元年》记载，楚穆王为太子之时，成王欲废之，于是潘崇为穆王策划，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王位。更有甚者，楚平王之子太子建的少师费无忌不仅不教育太子，反而陷害太子及太子师伍奢[39]，招致后来吴师入郢，几亡楚国。可见，太子教育的成败，老师无疑是关键的因素。

至于对太子的具体教育，《国语•楚语》中记载明确，其言楚庄王使士亹为太子老师，士亹请教于有经验的老臣申叔时，申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言，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明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三国韦昭注道：以天时记人事，谓之春秋;世，谓先王之世系也;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语，治国之善语;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五帝之书。可见，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皆为书名，是教育太子的具体内容，其目的就是通过教育要使太子明善恶、慎行动、有远志，懂得礼节道德，借鉴成败兴衰，具备治理国家的知识和才能。如果教育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太子不能知错改过，“则文咏物以行之，求贤良以翼之”;如果知道改过，然又时常反复，得不到巩固，“则身勤之，多训典刑以纳指，务慎惇笃以固之”;如果巩固了，而又不通达，“则明施舍以导之忠，明长久以导之信，明度量以导之义，明等极以导之礼，明恭俭以导之孝，明敬戒以导之事，明慈爱以导之仁，明昭利以导之文，明除害以导之武，明精意以导之罚，明正德以导之赏，明齐肃以耀之临”，也就是说要以忠、信、义、礼、孝、事、仁、文、武、罚、赏、临(临事)等内容来教育太子，让太子学习领会以达到通达的地步，做到知过则改，改则久长。此外，为了巩固教育的成果，申叔时认为还应该“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礼貌以左右之，明信以宣翼之，制节义以动行之，恭敬以临监之，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忠信以发之，德音以扬之。”由此可见，楚国对太子教育的要求是高标准的，教育过程是十分严格的，其教育体系也十分完备。

随着时代的发展，楚国太子教育的内容也不断改变。在儒家思想传入楚国后，儒家的一些礼仪规范、伦理道德成为太子教育的主要内容。战国中期，铎椒为楚威王的老师，认为威王不能尽观《春秋》，于是便把《春秋》中记载国家兴亡成败的史实采摘出来，编成四十章的《铎氏微》一书，用来教导威王。[40]在郭店楚简中，有《语丛》(4篇)书，从内容来看，多是一些人伦道德的格言警句，由于在此墓中出土了一件铭有“东宫之师”的漆耳杯，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是楚太子老师的墓，《语丛》是太子老师为教育太子所作的摘抄。[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