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但是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又的确有求真的一面，所以《毛诗序》也不能全然视为一种主观的话语建构，其中也有客观认知成分。就是说，有基于经验而对诗歌创作及功能的归纳、总结。从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诗大序》是后起的文本。例如《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将诗与“志”联系起来是孔、孟、荀及《尚书》均有之的，乃先秦之成说。但是将诗与“情”联系起来却是在先秦古籍中从来未有的。先秦古籍中有将“乐”与“情”相连的例子，在《孔子诗论》和《荀子·乐论》中都有。《诗大序》显然是受了《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的影响。另外“变风”、“变雅”之说、“吟咏情性”之说也只是汉儒才有的，并不见于先秦典籍。
4、从《诗大序》各种提法的来源看，这一文本应该是西汉后期或东汉时期儒者杂取各家说法综合而成。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这种对《关雎》的解释不同于“三家诗”，应是《毛诗》作者自己的见解。假如他有先秦儒家典籍，例如子夏或荀子的论述为根据，“三家诗”的作者不可能都没有看到。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相近的说法有三。一是《荀子·乐论》：“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二是《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三是《史记·乐书》，其言与《乐书》完全相同。那么这几种说法究竟孰先孰后呢?根据史书的记载，应该是《荀子·乐论》最早，《礼记·乐记》次之，《史记·乐书》又次之，《诗大序》最迟。何以见得呢?《荀子》成书于战国之末是学术界的共识。《礼记》据《汉书》记载乃是河间献王刘德在民间搜寻的先秦古籍。如此则应该在《荀子》之前或至少与之同时。但是《汉书·艺文志》又说：“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如此看来，刘德在民间搜集到的《礼记》一书原来并没有《乐记》一篇，或有之而仅为简单记述，故刘德与毛生(即传《毛诗》的毛苌)等人广泛参考先秦以来论及音乐的著述，特地写成一篇完整的《乐记》。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的《乐记》就是刘德和毛生等人编写的。至于《史记·乐书》则肯定晚于《乐记》，因为司马迁开始写作的时候，刘德已经去世三十年了。《乐书》无疑是在《乐记》的基础上写成的。这样，《诗大序》则是吸收了《乐书》和《乐记》的观点，将前人对乐的论述移之于诗了。《后汉书·儒林传》认为《毛诗序》是东汉初年的卫宏所作，或许有一定根据。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六义”之说出于《周礼·春官·大师》，不称“六义”而称“六诗”。《周礼》一书本是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的先秦古籍之一，《汉书》有明确记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此书只有古文而无今文，而且是经过刘歆的在秘阁发现、整理并奏请立于学官的，遂成为今文学家攻击的对象。他们认为《周礼》所记有许多与西周制度不合者，可能是伪书。两千年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从现今学界比较普遍的观点看，《周礼》(原名《周官》)是记载西周官制的书。周公制礼作乐，进行过大规模的文化与制度的建设工作，于其时修一部记载官制的书可以说是当然之理，甚至是必然之举。至于书中所载与其他史书所载不合之处，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周官》所记乃是一种计划或蓝图，并没有完全实行。这一点古人已经有所言及[i]。二是有后人增删，已非原貌。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已有所论证。《周礼》最早是河间献王发现的，很有可能这位热爱儒学的皇室宗亲和他那一群博学的儒生们在搜集到先秦古籍之后为了某种现实政治的原因动了一番手脚，正如他们动手编撰《乐记》一样[ii]。但是“六诗”之说却应该是先秦就有的，并非汉人杜撰。楚竹书《孔子诗论》中是按《颂》、《雅》、《风》的顺序说诗的。而有关“兴”、“赋”与诗的密切关系的论述也多见于先秦的典籍。所以《诗大序》的“六义”之说可以说渊源有自。只是其言“六义”而非“六诗”，恰好透露了是汉儒的痕迹——“六诗”之说由于年代久远，其义难解，故以“六义”代之，则词义显明。如果“六义”在前，被改为“六诗”就不符合逻辑了。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各国之诗为何以“风”名之?《礼记·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孔子诗论》说：“《邦风》其纳物也博，观人俗焉。”根据这种说法，似乎是因为各国之诗反映了各国的民风，故以风名其诗。这看来也是近理的解释。然而宋人郑樵云：“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iii]这是从音调角度来解释“风”的含义。现代学者自顾颉刚以来大都持此音调之说。如果从《诗经》的最初分类言之，则此说亦通，或许更有道理。但是汉儒显然不赞成这种说法。“上以风化下”，是说“风”有教化之义;“下以风刺上”是说“风”有“讽刺”义。“故曰风”则是说各国之诗所以以风名之乃是因为其有“教化”与“讽刺”的双重含义。这种对“风”的解释显然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却也不能说诗汉儒的凭空杜撰，因为“风”这个词在先秦就已经具有了伦理教化的意义。《论语·颜渊》记云：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风，必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