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洋务运动中,洋务派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区分西学“格致”与中国传统注重人生道德修养的“格物致知”的差异,并从二者的比较中将西学“格致”定位于“实学”上,注重的是声、光、化、电、农、矿、工、商,侧重于“技术”方面。但随着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介绍、翻译,人们对科学的了解更深一层,认识到西学“格致”中不只有实用的“技术”,且存在高深的“学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晚清人的科学观念中又有了“格致”与“格物”的区分。

国人所言“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简称,其基本含义应包括对事物的探究过程,以及因此而获得的相关事物的知识;而“格物”只是指对事物的探究过程。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实,“格致”与“格物”的这一区别,在《礼记·大学篇》中即见端倪:“古者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及至明清人将西方科学技术统称为“格致”以来,人们不再注意二者的区别,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开始形成的以“器、技”为特征的科学观,更是将“格致”等同于“格物”。

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清末人们已注意到,在引进的西方“格致”学中,不仅有技艺,也包括其学理。王韬就曾指出:“窃谓近今一切西法无不从格致中出,制造机器皆由格致为之根柢,非格致无以发明其理而宣泄其奥。以是言之,格致顾不重哉!”[6]丙辰年序已经指出西学“格致”中包括了相关的知识、学理。奕讠斤曾指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并针对时人“或谓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的说法,指出当时提倡西方格致之学的目的,在于明事物之“理”,而与匠人只讲习“事”是有区别的,“盖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又何疑乎?”[5](上册,P150)故清末人言“格致”时,有改称为“理科”、“理学”者。

由于认识到“格致”之学的“理学”性质,于是清末人观念中便有了“格致”与“格物”的区别。1888年京师同文馆设立“格物馆”,以传授西方科学技术及理论知识。后发现以“格物”名其所教内容,不能包括其中的理论、知识,遂于1895年改名为“格致馆”。为此次改名,皇帝还郑重其事地发布了一个上谕:“据总教习呈称‘致知必由格物,同文馆设立格物馆时,未能顾名思义。请将格物馆改为格致馆,庶于致知格物不至偏’等语。该总教习所呈,不为无见,嗣后格物馆即改名为格致馆,以符名实。此谕。”[5](上册,P139)从中可见,时人已经意识到:“格物”与“格致”存在“技艺”与“理论”的差别。

随着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介绍、翻译,人们逐渐认识到西学“格致”中不仅有实用的技术,而且存在高深的学理。晚清人意识到“格物”与“格致”的区别,这一区别是导致从“格致”到“科学”概念转化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科学”一词中包含的“学”字,正切合于时人对西学格致中“理学”的认识,“科学”取代“格致”便顺理成章了。

三、从“格致”到“科学”

在康有为、严复引入“科学”①一词后,从1897年至1912年,“科学”与“格致”同时并用。从“格致”到“科学”的变化,其意义不仅在于文字的变化,而有更重要的观念的变化。正如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指出:“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12](P117)“格致”一词容易被理解为技艺之术,而作为现代概念的“科学”一词中之“学”字则有原理、理论的含义,“科学”一词落脚在“学”上,进一步划清了与“格致”、“格物”的界限,“科学”逐渐取代了原用的“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