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吕振羽、郭沫若、杜国庠等一批既具有国学根柢又受过国外新思想熏染的学者此时登上《吕氏春秋》研究舞台。他们运用国外现代学术观念和方法来剖析吕书，突破了前人专事文字训诂、句篇疏解的细散研究方式和简评式零星论述方式的局限，把吕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的观照和系统的把握，取得崭新的成果，深刻地影响了《吕氏春秋》研究领域，并决定了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的整体走向。胡适写了《读〈吕氏春秋〉》一文，开拓性地运用西方历史的进化观点方法来研究吕书的哲学、政治思想，认为它有自己的中心思想，是用贵生之道、安宁之道、听言之道三大纲来汇总古代思想，综合成一个思想体系，主张“黄老一系的自然主义”和“爱利主义”的政治哲学。吕振羽《由〈吕氏春秋〉到〈淮南子〉》、郭沫若《吕不韦与秦代政治》、杜国庠《论〈吕氏春秋〉》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对吕书哲学、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发掘和系统研究，成为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的拓荒之作，特别是郭沫若的研究对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影响很大。他一反古人对吕不韦的偏见和否定，第一个对吕不韦作出较高评价，认为“吕不韦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对“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的传说，吕不韦与嫪毐集团的关系，吕不韦与秦始皇的矛盾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并对吕书哲学、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发掘，还从天文历法、古书体例、金文记载、政治斗争等角度对吕书的成书年代、编排原貌、著书动机作了探讨。他的观点和论证至今在许多方面仍具有代表性，以后《吕氏春秋》研究在很多方面都是沿着他的路子走下去的。

西方现代学术发展日趋细密的学科分类对《吕氏春秋》研究的体系建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期，政治思想、教育思想、音乐思想和农业思想研究从传统的校释注解和简评综介性文字中分离出来，成为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四个重要的专门研究领域。开拓之初，这几个新领域的作品数量都很少，多是论文：政治思想方面是朱显庄的《〈吕氏春秋〉所表现之政治思想》、黄大受的《〈吕氏春秋〉政治思想论》(专著);教育思想方面是阮康成的《〈吕氏春秋〉之教育思想》、雁云的《〈吕氏春秋〉之教育论》;音乐思想方面是谬钺的《〈吕氏春秋〉中的音乐理论》;农业思想方面是孙谦六的《〈吕氏春秋〉之农学》。

为适应研究发展的需要，吕书新式检索工具书的编制也有突破。1943年，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编制成《〈吕氏春秋〉通检》，采用法文和英文两种拼音检字法，并有“各版《吕氏春秋》卷叶推算法”，寻检原文，甚为方便。

宏观地看，这20年是最具开创性的研究阶段，是传统学术研究向现代学术研究转型的奠基时期。思想观念的转变、研究方法的革新和研究领域的开拓给《吕氏春秋》研究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和生机活力，成为以后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的基本走向。它们与传统文献学研究一起，延展构成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的总体框架。但尚处探索阶段的《吕氏春秋》现代研究还十分薄弱，无论在数量还是成就上都无法与传统研究相抗衡，前50年的《吕氏春秋》研究仍是旧学主流时代。

二、20世纪后50年(1950-2000)的《吕氏春秋》研究——新学主流时代

1.1950-1973年的《吕氏春秋》研究：承前继进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大陆主流文化，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文化学术被视为落后腐朽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不同的政治时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否定。建国后的《吕氏春秋》研究虽仍沿承着前面已奠定的研究道路和框架体系继续前进，但受时代环境的影响，研究的内容和着力点已发生了明显的转移。

最显著的变化是传统文献学研究的锐减。仅产生校释注译方面的著述9部，而台湾学者的工作占了很大部分，大陆地区仅出版杨树达遗著《〈吕氏春秋〉札记》、夏纬英《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吉联抗《〈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吴则虞《〈吕氏春秋〉译注》4部专著。

关于吕不韦和《吕氏春秋》考评及相关研究也仅有4篇文章。其中，刘坦《〈吕览〉“涒滩”与〈服赋〉“单阏”、〈淮南〉“丙子”之通考》、徐复观《〈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施之勉《〈吕氏春秋〉二十余万言或三十余万言》探讨深入，较有价值。此期还出现了一些总体评价和介绍文章，如李诗《〈吕氏春秋〉是怎样一部书?》等，内容较为浅显。

相比较，新独立专门研究领域进一步发展。已独立的4个研究领域中，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数量为4篇，政治和音乐思想方面分别为1篇，但另有吉联抗《〈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和台湾学者贺凌虚《〈吕氏春秋〉的政治理论》2部专著。农业研究发展最快，成果最丰，有论文11篇，专著1部。近代植物学家夏纬英的专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择录吕书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农业论文，博采众说，并参考国外农学理论进行校释，多有创见，帮助现代研究者克服古奥的文字障碍，使长期埋藏在吕书中的先秦农家著作获得了新的活力，为20世纪《吕氏春秋》农业思想研究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期万国鼎对吕书农业文献多有探索，发表《〈吕氏春秋〉中的农学》、《〈吕氏春秋〉的性质及其在农学史上的价值》等文，并与古月、李成斌等合写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农学史》(初稿)中“《吕氏春秋》中的耕作原理”部分，成为吕书农学研究的一个主力。吕书中保存的珍贵农业文献在中国乃至世界农学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日、韩学者此期也著有一些探讨和论述。日本学者米田贤次郎发表《有关〈吕氏春秋〉农业技术的一个考察——特别是与〈汜胜之书〉的关系》一文，大岛利一撰写了《论见于〈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中的农业技术》及再论、三论3篇文章，与韩国学者闵成基的文章《缦田法小考》、《〈吕氏春秋〉农法的新考察》进行了论辩。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相比，他们更偏重对农业技术的考察，论证也更为深入细致。

此期，又有哲学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逻辑思想4个专门研究领域从综合论述中独立出来，虽然论文数量分别仅有1篇，但功在拓新，使《吕氏春秋》研究体系的建设又进一步。经济思想方面是杨志玖的《吕览·审分篇中所反映的战国时期生产关系》;军事思想方面是刘元彦的《〈吕氏春秋〉论“义兵”》;逻辑思想方面是周文英的《〈吕氏春秋〉中的逻辑思想》;哲学思想方面是王范之的《从〈吕氏春秋〉中看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观点》。

2.1974-1979年的《吕氏春秋》研究：扭曲与回复阶段

1973年，“批林批孔”继而发展为“崇法批儒”，秦始皇被封为大法家，吕不韦成为秦始皇的对立面，和他主编的《吕氏春秋》一起遭到批判。1974-1976年间，集中出现了一批批判文章，把吕不韦划为复辟倒退的奴隶主、爆发户，把《吕氏春秋》当作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尊孔反法、走折中主义路线的毒草，肆意歪曲和批判，正常的学术研究已无法进行。

“文革”结束后，学者们开始为遭受歪曲的《吕氏春秋》平反。1977-1978年间，徐朔方、史实灏、方立天、葛荣晋、李国详等学者发表了一批拨乱反正文章，对“文革”中强加给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的反动帽子和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和纠正。为彻底清除“文革”对《吕氏春秋》研究产生的不良影响，1979年，熊铁基、杨宽、张云桥等尝者发表文章，对吕不韦和《吕氏春秋》进行再认识、再评价以重新确定吕不韦的历史地位和《吕氏春秋》的价值，促使《吕氏春秋》研究彻底步入正轨。

此期台湾学者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如陈郁夫《〈吕氏春秋〉撢微》(三)、赵海金《〈吕氏春秋〉思想管窥》、朱守亮《〈吕氏春秋〉中的孔子》。谢德三的《〈吕氏春秋〉虚词用法诠释》一书按笔画顺序举出吕书中的虚词并引各家说，从语法上予以解释，开创了《吕氏春秋》语言学研究的先河。1975-1979年，台湾学者严灵峰主编的《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6册陆续出版，《吕氏春秋》部分收录古今中外有关吕书校勘、注释、今译论著及世界主要语种的译著书目152条，每条下面标明卷数、作者及其简介、成书时间、存佚情况及该书介评(包括体例、内容、所在丛书或文集及版本情况，或已佚、未见书的信息来源和出处)，资料详尽，大益学者。大陆学者在“文革”结束3年后的1979年也开始发表正常的学术研究论文，如刘如瑛的《〈吕氏春秋〉校释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和书名的确立》，李仲操《八年吕不韦戈考》则为《吕氏春秋》研究提供了又一件地下出土实物资料。

3.全面发展：1980-2000年的《吕氏春秋》研究：全面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使中国一度封闭的大门重新开启，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国外现代学术思潮大量涌入，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更新和方法论的革命，同时，传统学术研究也开始复兴，给僵固的国内学术研究领域注入了生机活力。步入正轨后的《吕氏春秋》研究也与时俱进，迅速发展，取得丰硕成果。

(1)文献考据学研究更加深入

在建国以来的新式教育和文化环境影响下，《吕氏春秋》传统校释整理研究比例日趋减少的状况更加加剧。但陈奇猷积40余年功力而成的巨著《〈吕氏春秋〉校释》一枝独秀，成为1980年代以后吕书传统校释整理研究的重大收获。此书以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本为底本，广收元、明、日本诸刻本及唐、宋类书，详为校覈。校释文字文义时，博采众家，排列众说，并出己见，多有发明。书末并有“附录”四种：佚文、旧刻本目录、引用诸家校说列目及考证资料辑要，收罗丰富。它是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以来50余年吕书校释整理研究的集大成巨著和又一座高峰，瞩目学林，为学者案头必备之书。

新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现代读者对文言文已相当隔阂，阅读古籍存在困难，于是一股古文今译热潮应运而生，《吕氏春秋》今注今译作品也迅速增多到近20种。这些作品对吕书的普及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一些作品受功利因素的驱使，水准降低甚至粗制滥造。较好的译本如张双棣等的《〈吕氏春秋〉译注》、王宁主编的《评析本白话〈吕氏春秋〉》、管敏义《〈吕氏春秋〉译注》、王范之遗著《〈吕氏春秋〉选注》等，台湾学者林品石也著有一本《〈吕氏春秋〉今注今译》。同时，随着“文化热”的盛兴，针对人们学用古人智慧于现代生活的需求，一些学者择取吕书中的一些警言箴语或寓言故事，加上注译和解评，编辑成集实用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通俗文化读物。如张自文《吕不韦的99种智慧》、梁一群《经世大览——〈吕氏春秋〉一日一语》、支菊生和钟南合编《杂家妙语选》、宋子然主编《〈吕氏春秋〉故事今解》等。

与此同时，关于吕不韦考评和《吕氏春秋》成书相关问题及学派属性的研究也更为科学、深入，产生论文30余篇。在吕不韦评价方面，学者们更趋一致地认为，吕不韦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在秦为相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为秦统一事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他的历史功绩和地位是不能抹杀的。而关于其人品，他的投机行为和生活上的失检则有特定的世情，不宜过于苛责。《吕氏春秋》成书相关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成书时间和过程的探讨上，主要有一次成书和分次成书两种观点。关于《吕氏春秋》的思想倾向和学派属性的讨论更加热烈，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不认同吕书是杂家著作，甚至否认杂家学派的存在，认为吕书是历史著作或政治理论著作，或者应归入先秦诸子中的某一家，如道家、儒家等;一种认为吕书是杂家著作，这其中有的学者认为吕书没有思想主旨和倾向，只是各家学说的简单拼凑，但更多学者则认为吕书具有中心主旨和思想倾向，即“道家”、“儒家”、“阴阳家”、“墨家”或“儒道并主”。

《吕氏春秋》研究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工具书的编制，研究成果的丰富也反映到吕书研究工具书编制成果的多样化上。台湾刘殿爵、陈方正主编的《〈吕氏春秋〉逐字索引》更方便学者检索原文。方克立、杨守义、肖文德编的《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收录20世纪以来大陆(1900-1984)及台港(1950-1980)《吕氏春秋》研究论文152篇，反映了研究的总体成果。李维武《〈吕氏春秋〉古今研究》、王纪纲《建国以来〈吕氏春秋〉研究述评》、李家骧《中外“〈吕氏春秋〉学”评考综要》等文对《吕氏春秋》研究历史和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评价。张双棣等合著的《〈吕氏春秋〉词典》反映了《吕氏春秋》语言学研究发展的最新成果，收录了吕书中的全部词汇和固定词组，按上古音编排，采用词义描写与用法描写相结合的方式，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吕书词汇的面貌，是研究先秦词汇、语法的重要参考。这些作品都有助于学者了解研究动态和信息，促进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2)研究领域更为宽广

国外现代学术观念方法的涌入促进了国内众多学科的复兴和新学科的建立。“杂家”《吕氏春秋》百科全书式的广博内容给众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吕氏春秋》的研究领域因此大大拓广，此前已独立的9个专门研究领域加上此期新产生的文艺学、美学、文学、史学、心理学、管理学、人学、法学、医学、烹饪学10个领域，已拓展到19个研究领域，共发表论文109篇，专著11部。壮观的人才队伍、缤纷的学科视角、多样的研究方法，构成繁荣的研究图景，面广思深，成就显著。

(3)通论性研究著作增多

一些长期潜心、活跃于《吕氏春秋》研究领域的学者纷纷推出其辛勤耕耘、积累深厚的通论著作，如洪家义《吕不韦评传》、刘元彦《杂家帝王学》、李维武《吕不韦评传——一代名相与千古奇书》、李家骧《〈吕氏春秋〉通论》、吕艺《〈吕氏春秋〉研究》、王范之的遗著《〈吕氏春秋〉研究》等。这些著作是学者们长期思考而得的大量心得体会、方法成果的结晶，具有庞大严密的系统性和很强的理论性;宏观的考察、概论和多层次、多方面的微观分析有机结合，纵横开合，挥洒自如;从扎实的文献考证到精彩的思想内容分析，论述全面，多有创见;显示了作用们深厚的功力，同时又展现出每个作者鲜明的独特风格。这些作品和其他专著、论文一起把《吕氏春秋》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4)比较研究进一步发展

比较研究的方法在以前的研究中已有运用，80年代以后，学者们在研究中更多地运用比较的方法来发掘吕书与先秦诸子、古代典籍在思想、艺术上的传承与联系，进而确立吕书在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并试图解决一些吕书研究中难以定论的诸如吕书学派属性等问题，共产生论文15篇，专著1部。其中比较多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吕书与《淮南子》，一是吕书与先秦诸子。前者以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专著)、《〈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的比较分析——兼论秦汉之际的学术思潮》为代表，后者以修建军的《〈吕氏春秋〉与道家析论》、《〈吕氏春秋〉与墨子》、《〈吕氏春秋〉与阴阳家》、《〈吕氏春秋〉与〈荀子〉思想主体之比较——兼议学派属性的一般问题》等系列探讨论文和王克奇《〈吕氏春秋〉、〈韩非子〉异同论》、台湾学者傅武光《〈吕氏春秋〉与先秦诸子之关系》为代表。

总的看来，20世纪后50年的研究无论是成果的内容种类还是研究的方法理论都与前50年有显著的差别。马克思主义成为研究的主导思想和普遍方法，西方新思潮新方法的引入也迅速回升，而传统的校释整理研究则日益衰微，文献考据研究虽较热烈，但运用的也多是新方法、新理论。整个《吕氏春秋》研究领域，传统研究方式向现代研究方式的转型已基本完成，研究总体框架的构筑也基本成型，现代学术研究已占领了主要阵地，成为研究的主流。

三、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的反思

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的成就自不待言，但在为丰富成果鼓舞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清醒地意识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研究中应避免的一些问题。

1.对《吕氏春秋》研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研究的整体意识

虽然一些研究者极力呼吁，把吕书提高到了很高的地位，但学术界对《吕氏春秋》及其研究的认识并没有根本性改观，在一些学者眼中，除了保存资料外，吕书似乎并没有别的太大价值。所以，尽管学界对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的评价已经提高，但在实际研究中对吕书研究的投入却不相称，并没有相应的提高研究力度。《吕氏春秋》研究虽很繁荣，成果也很丰富，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种系统、整体的研究格局，研究队伍虽庞大却没有一股中坚性的固定研究力量，缺乏有凝聚力、有号召力的研究权威，没有形成显著的研究优势和特色，也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讨论学会，未能成为一门“《吕氏春秋》学”。总体来看，整个研究缺乏一种整体意识和规范，处在一种散碎的自发研究状态，不利于《吕氏春秋》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2.研究领域有待深入开掘

《吕氏春秋》研究不是“显学”，所以一窝蜂重复劳动的情况比较少，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研究中许多方面研究深度的欠缺。研究过吕书的人不少，而潜心专治吕书的并不多，真正的“《吕氏春秋》研究专家”很少。很多都是其他领域研究者临时介入，从其所在领域出发在吕书中寻找研究材料，切入一块，浅尝辄止，虽然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吕氏春秋》研究的开拓，但并不能根本性地推动研究发展。在《吕氏春秋》研究超越起始阶段已进行到一定深度的现阶段后，表面的浅层研究已不能适应研究需要，甚至会妨碍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因此，以后的研究必须转向深层次的开掘，不仅是一直探讨较多的政治、哲学、军事、教育、农业等研究领域，还有文艺学、美学、心理学、史学、法学等薄弱领域也须深入探讨。特别是一些领域如逻辑学等起步虽早，但发展缓慢甚至止步不前，也需深入研究以打开局面。

3.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继承有待加强

吕书的“杂家”特点导致了研究的庞大领域，但更多的是多学科研究的交叉和简单共存，各自为阵，并没有形成有机结合的研究体系，所以，研究中各种理论方法的运用也未能有机融会，有些新理论、新方法运用得较好，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但有的就显得生硬，缺乏消化。这也是《吕氏春秋》传统学术研究向现代学术研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西方现代学术思想观念和方法规范从引入到真正消化融会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一种学术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吕氏春秋》研究逐渐走向多元化，各种研究观念、方法百家争鸣的同时，也要注意适用性的问题，注意学术转型过程中的协调性和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结合。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一方面不能完全脱离传统，传统研究思想方法中经过时间验证为有价值的部分必须继承，这是我们研究的根基;另一方面也要大胆创新，敢于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开拓《吕氏春秋》研究的新天地，只是对于我们不太熟悉的新理论方法在运用时必须十分审慎。

【参考文献】

[1]　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2]　洪家义.吕不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　李家骧.《吕氏春秋》通论[M].长沙：岳麓书社，1995.

[4]　方克立等.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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