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高诱以下直到明代以前，《吕氏春秋》研究仅产生相关著作4种。明代始增，为16种，但多为版本传刻、断句点评之类。清代朴学兴盛，始有学者潜心吕书(《吕氏春秋》的简称，下同)，梁玉绳、毕沅、王念孙父子、俞樾、孙诒让、章太炎等是其中坚，产生著述近60种，为以后的《吕氏春秋》研究打下坚实基础。但历史造成的巨大研究空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填补，20世纪前30年，学者们继续前人未竟的事业，孜孜于吕书校释整理的基础文献工作。刘师培、吴承仕、梁启超、谭戒甫、刘文典、刘复、刘咸炘、宋慈袌、孙人和、张文治等构成此期研究队伍的主体。这些学者都出生在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具有深厚的国学根柢和广博的学识修养。他们的研究是显著的乾嘉风格，但不是系统的全书校释，而是择取吕书中的某一部分或方面的内容或一些字词句，广引古代典籍、唐宋类书，校之元明诸本，博采众家之说，校订文字、训解文义，或补前人注解的遗漏，或匡正他们的谬误，或生发自己的一些新解，以札记、随笔等自由形式呈现出来，共产生专著25部，论文5篇。这些作品为后人写出系统的总结性校释著作做了大量的积累工作。比较重要的如刘咸炘《〈吕氏春秋〉发微》、《〈吕氏春秋〉疏》、宋慈袌《〈吕氏春秋〉补正》、刘文典《〈吕氏春秋〉斠补》、孙人和《〈吕氏春秋〉举正》、谭戒甫《吕子辑校补正》等，是纯粹的校勘注解。而梁启超《尸子广泽篇、吕氏春秋不二篇合释》、刘复《吕氏春秋·古乐篇昔黄节解》、吴调阳《〈吕氏春秋〉释地》则是通过文字校释来考察吕书中反映的先秦学派、乐器构造及地理情况。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确立白话为“国语”，并要求各级学校的国语统统改为白话。至此，“五四”掀起的白话文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主导地位的文化载体。庄适《〈吕氏春秋〉选注》一书作为“学生国学丛书”的一种于1926年出版，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分段注解，间附注音字母，并译成现代白话文，反映了新时代的气息。这也是《吕氏春秋》的第一个现代白话今译选本，开启了以后大量白话今注今译作品的先河。

2.1931-1949年的《吕氏春秋》研究：新学初拓阶段

“西学东渐”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学科体系的建立和成长。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吕氏春秋》研究也明显体现了时代风气的转变，在传统学术研究继续的同时，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学术思想、方法，开始了《吕氏春秋》现代研究与传统研究的分离和新研究体系的建构。

许维遹《〈吕氏春秋〉校释》是此期校释整理工作的最高成就，是继东汉高诱《〈吕氏春秋〉注》、清代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之后又一部整理《吕氏春秋》的总结性著作。它以毕沅校刊灵严山馆本为底本，参校众本，引证古籍，博采近代各家的最新成果，采真削繁，并多出己见，书末还辑录历代各家对《吕氏春秋》的评语，是毕沅之后百余年来吕书校释整理研究的结晶，为《吕氏春秋》研究奠定了一个新的高度和起点。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合著的《〈吕氏春秋〉汇校》是又一个重要收获，其价值在于排校吕书现存众本文字异同，参考古籍、类书、笔记及各家之说，以订正传刻讹误阙失，并对吕书版本系统做了梳理，辑校佚文若干。其中虽也存在一些问题(王利器《评〈吕氏春秋〉汇校》一文已有批评)，但还是瑕不掩瑜。马叙伦、谭戒甫、范耕研、冯振、于省吾、杨明照、杨昭隽、王叔岷、沈祖緜、李俊之等一批功力深厚的新老学者此期也作出了很好的成绩，有著作及论文21部、篇。特别是青年学者王利器于1940-1943年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先秦哲学组师从傅斯年先生专治《吕氏春秋》，撰成300万言的毕业论文《〈吕氏春秋〉比义》，惜后遗佚而未能传之学林(后作者重做成230万字的《〈吕氏春秋〉注疏》，巴蜀书社已于2002年1月出版)。

除校释整理工作外，钱穆、王利器、缪钺、施天侔、李泰棻等对吕书的成书情况、学派属性和主编吕不韦还进行了较深入的专门探讨，如钱穆《吕不韦著书考》、王利器《“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说》、《“吕不韦”释名》、缪钺《〈吕氏春秋〉撰著考》、施天侔《〈吕氏春秋〉非杂家及黄老学派之首要作品辨》、李泰棻《吕不韦及〈吕氏春秋〉考》等，成为吕书文献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