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儒学的创始者，孔子对于天给予极大关注，同时由于所处的时代，他所说的天往往具有多种含义。孔子的天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传统主宰天的含义，这为学界所公认，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吾欺谁，欺天乎”(《子罕》);“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学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不过由于孔子提出了仁，以仁遥启天道，从而突出人的道德主体性，赋予天不同以往的内涵。此外孔子还谈到自然天，“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当然，孔子也谈到命运天，“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有斯疾也!’”(《雍也》)“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一项事业是“行”与“废”是由不可抗拒的外部力量决定的，个人是无可奈何的，这种力量就是命;此外象生死、富贵等都属于天和命。这里的天显然即是一种命运天，是春秋以来的命运观念的延续。不过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并不在于他延续了传统的命运观念，而在于他确立了人如何面对命运的态度，这表现在他的“知天命”中。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如学者指出的，孔子的“知天命”不应是“旧义中天所垂示或直接命于人之‘则’、之‘道’之义” [5]，因为此一内容的天命是自《诗》《书》以来的通义，孔子不当言五十而知之。同样，“知天命”也不应是求签占卜式地探问吉凶祸福，因为这与孔子“不占而已矣”(《子路》)的主张不符。“知天命”应该是对命运有一种达观的理解，知道如何去对待、面对它。史华茨认为：“当孔子告诉我们，他五十知天命或天所命其什么事的时候，他或许是说他已清楚地明白什么是他所不能控制的，同时也明白什么是真正自己范围内所能控制的。”[6]史氏的这个说法是深刻、准确的。我们知道，孔子以及儒家所说的“知”主要是一种主体性的认知活动，它不只是要反映一对象的客观存在，同时还包含了主体的愿望和态度。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这里的“知礼”、“知言”都不仅仅是要知其具体礼仪和言论，而且还包含了对待“礼”、“言”的态度和方法，“知命”也是如此。从孔子的论述来看，他十五岁时有志于学;三十岁时掌握了各种基本礼仪，可以“立于礼”(《泰伯》)，自立于社会;四十岁时可以作到不再困惑，那么，人生中什么最易使人困惑呢?显然是欲行道于天下而不得，身处穷困而不被世人理解。这里的“惑”与“不惑”主要是人生论的，而不是知识论的。孔子认为自己不再困惑，表明他可能已认识到，道的“行”与“不行”以及个人的遭遇如何，均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对于个人来说，只要完善德行，做一个有德的君子便可以扪心无愧。所以由“四十而不惑”进一步便是“知天命”，知道什么是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什么是属于自己范围内的。同样，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也主要是在自己控制范围之内的，是由道德实践所达到的一种自由境界。因此，“知天命”作为孔子人生修养的一个重要阶段，实际讨论的是如何面对命运的问题，它要求人们明白什么是自己能作到的，什么是自己不能控制的，以消解因穷达祸福而带来的种种困惑，并进入自由的道德境界。所以孔子在面临人生危机时，常常喜欢谈天、说命，以获得心理的舒泰与安定，并根据时运的变化对行为作出调整，得势则积极进取，不得势独善其身：

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