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由于《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的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大，需要联合国内外有志于此的单位和人士，多方集资，分工协作，联合攻关，资源共享。

五、努力加强中外学术交流

回顾《三国演义》研究走过的道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中外学者的交流，对于推动研究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在研究资料的收集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外国学者在某些罕见资料(如某些稀见版本)的掌握上，比之中国学者较为便利，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参考。其次，由于知识结构、工作环境的差异，外国学者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有自己的特长，可以与中国学者互相交流，优势互补。再次，由于社会背景、文化心理的不同，外国学者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往往与中国学者颇有差异，也可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中外学术界同行之间，都应以诚挚而恳切的态度，开放而自信的心态，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

试以《三国演义》版本研究为例。当我们还误以为明代的各种刊本均出自嘉靖本时，日本著名学者小川环树博士1968年就率先指出：明代万万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国》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1976年，澳大利亚著名华裔学者柳存仁教授撰文，对轻视《三国志传》的偏见提出异议，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万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 八十年代，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Anne E. Mclaren )、日本学者金文京、中川谕、上田望等，也对《三国》版本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 。到了九十年代，英国学者魏安(Andrew West)出版专著《三国演义版本考》 ，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创新，其论述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这些研究，对中国学者很有帮助，受到中国学者的普遍好评。反过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版本研究和整理中取得的成就，也受到外国同行的高度重视。这种彼此交流，有力地促进了《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的进展。

此外，就研究方法而言，俄罗斯学者李福清(Riftin)博士对《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关系的系统研究，日本学者大塚秀高教授从通俗文艺作品发掘《三国》人物和情节的渊源的研究，等等，对我们都具有启发意义，值得认真借鉴。

可惜的是，由于渠道太少，中外《三国演义》研究者之间的交流至今还很不充分，在互相传递研究信息、互相吸收研究成果等方面还有许多空白。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必须大力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使中外学者的合作转化为《三国演义》研究的累累硕果。

新世纪的曙光已经降临。展望《三国演义》研究的前景，我们充满信心。让我们以实实在在的努力，不断提高研究水平，使这部古典名著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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