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勇于提出新的见解。学术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永远需要突破陈说、提出新见的勇气。二十一年来，许多研究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勇于独立思考，或对陈说提出质疑，或对前人的观点予以发展，或提出新的观点，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例如：八十年代初，有学者根据欧洲叙事文学理论中“从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的人物塑造规律，提出了“《三国》人物是类型化典型的光辉范本”的观点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此，一些学者予以驳议，认为“类型化典型”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刘上生先生则进一步提出新的范畴，认为《三国》人物是特征化的艺术形象以至典型，代表了特征化艺术的高峰⑦。这就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应当更好地发扬勇于创新的精神，争取无愧于时代的新的成就。

三、必须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

二十一年来，《三国演义》研究中思想深刻、观点新颖、具有独到见解的优秀论著固然不少，而题目陈旧、内容浮泛、缺乏新意的平平之作也相当多。一些文章，一望而知是“炒冷饭”的货色，作者既无卓异的见解，自然也就谈不上对他人的启示意义。类似情况，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中也普遍存在。平庸之作之所以频频出现，原因当然很复杂：有的是由于思想水平不高，有的是由于学术功力不足，有的是由于治学态度不够严谨(或为了评职称而临时拼凑，或为了取得某次学术会议的入场券而草草应付，或对论题浅尝辄止率尔为文);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

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都是在逐步积累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只有充分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谈得上发展和创新;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前人看得更远。因此，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应该首先把握其研究史，了解别人已经研究了多少，研究到什么程度，有些什么观点，存在哪些问题，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起点，选取适当的研究角度，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治学之道。如果对一个课题的研究史很不熟悉，甚至一无所知，仅凭一时的“读书有感”去闭门造车，往往会陷入“盲人骑瞎马”的尴尬境地。

如果对研究史缺乏了解，在论题的选取上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常常是什么“热”就研究什么，什么容易着手就抓住什么，极易形成“炒冷饭”的毛病。当然，这并不是说别人研究过的课题便不能再研究，只要在材料、观点、方法诸方面能够出新，老题目照样可以写出好文章。不过，在思想、艺术功底不足的情况下，论题的重复极易导致内容的重复。反之，一些很有研究价值的论题，由于研究者不了解研究史，却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例如，对于《三国演义》中对比手法的运用，诗赋谣谚的作用，数十年来仅有寥寥几篇专题论文;对于《三国演义》的语言特色，不少论著只是顺带涉及，而专门研究的论文却仅有一两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如果对研究史缺乏了解，在观点的提炼上往往会有较大的局限性，难免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起点可能偏低，二是思路可能偏窄，三是见解易与他人雷同。例如，对于《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五十年代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一些人简单化地斥之为“封建正统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重新讨论，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罗贯中之所以“尊刘”，并非简单地因为刘备姓刘(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挞的对象)，而是由于刘备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懈努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群众所追慕;而这个集团的领袖刘备的“仁”、诸葛亮的“智”、关羽等人的“义”，也都符合广大民众的道德观。罗贯中之所以“贬曹”，是因为曹操作为“奸雄”的典型，常常屠戮百姓，摧残人才;而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巨大功业和非凡胆略，则作了肯定性的描写，并未随意贬低。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评判和选择。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三国》研究界的普遍认同。如果今天的某位研究者仍然用“封建正统思想”来解释《三国演义》的“尊刘贬曹”倾向，那最多不过是重复五十年代早已有之的看法，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新观点”了。常常看到一些研究者，费了很大力气写成一篇文章，自以为颇有见解，其实却是在重复别人早已论述过的观点，原因就在于不了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如果对研究史缺乏了解，又没花足够的功夫去认真掌握原始资料，对事实的陈述就往往会不准确，甚至在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上闹笑话。例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误以为《三国演义》“总共写了400多个人物”，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几种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小说史，大多如此叙述。我早在1984年就撰文指出：这一说法，来源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的《三国志宗僚》。其实，《三国志宗僚》是根据陈寿的史书《三国志》编列的，其中一些人物，如曹操的几个夫人和大部分儿子，曹丕的几个夫人和大部分儿子，著名文学家阮籍、嵇康等，在《三国演义》中并未出现;反过来，《三国演义》中的一些人物，如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兄弟，“水镜先生”司马徽，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人，在《三国志宗僚》里也找不到。由此可见，《三国志宗僚》并非小说《三国演义》的人物表，根本不能作为统计《演义》人物的依据。根据毛本《三国演义》初步统计，其中有姓氏的人物就有980多人⑧。遗憾的是，一些研究者既未注意到这篇文章，又未认真核对材料，仍然沿袭过去的错误说法，这就不能不影响其论著的科学性。有鉴于此，我于1992年再次撰文，进一步指出：《三国志宗僚》共列511人(按：经最近再次复查，其中3人系重复计算，实应为508人)，以往的学者并未仔细点数，只是约莫估计一下，便提出“400多个人物”之说，即使是对《三国志宗僚》而言，也是不准确的。通过《宗僚》与《演义》的对照，可以断定，所谓“《三国演义》总共写了400多个人物”的说法，乃是粗枝大叶的产物，完全是错误的。根据我在《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1版)的《人物》部分所编写的辞条，《演义》总共写了1200多个人物，其中有姓有名的大约1000人，确实是古代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巨著⑨。这本来只是一个小问题，但因惰性作怪，竟然成了一个习惯性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希望今后的研究者能引起注意，再不要以讹传讹了。

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三国演义》研究的水平。为此，应当逐年整理《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系统收集和整理新的研究资料，撰写专门的研究著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路标。

四、积极推进《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

人类正在进入数字化信息社会，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成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开展《三国演义》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崭新的、亟需面对、急待开拓的重大课题。

在《三国演义》研究领域，迄今为止，数字化和计算机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诚然，许多研究者已经开始使用计算机，但只是把计算机当作写作工具和资料积累工具，用以代替笔和卡片;许多研究者已经开始“上网”，但主要用于互相发送E-mail，查询和传递一些学术信息;而由于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真正利用电脑和网络进行《三国演义》的分析研究还处于酝酿和起步的阶段。在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课题上，大量分散的手工劳动，不仅多有重复，而且难以避免资料的不完整性和由此带来的思路的狭隘性、结论的片面性和随意性。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将《三国演义》数字化，运用计算机和网络进行研究，以实现研究手段的现代化、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研究成果的科学化，肯定可以大大加快《三国演义》研究的步伐，在若干重要问题上取得突破，从而使整个研究获得质的飞跃，从根本上提高研究的整体质量，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深入发展。

根据现有的认识，《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首先应当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1.《三国演义》版本数字化。目前《三国演义》已经出版多种光盘，并已在多家网站上网。但这种光盘版和网络版的《三国演义》，基本上采用通行的毛本标点排印本，仅仅适合一般读者。要利用计算机对《三国演义》进行真正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就必须将《三国演义》的各种版本全部数字化，这是利用计算机开展《三国演义》研究的前提。只有完成这项基础工程，才能利用计算机开展《三国演义》的各种分析研究工作。

2.利用计算机进行版本比对，包括进行“串行脱文”(homoeoteleuton)研究。这对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演化关系大有益处。

3.文本和图像的检索。

4.评语的汇集和研究。

5.建立《三国演义》语料库。

6.建立《三国演义》数据库。例如：人物数据库，职官数据库，地理数据库，战役数据库，兵器数据库，版本数据库，名胜古迹数据库，研究人员数据库，论文、专著数据库，等等。这些数据库，均为网络数据库。

《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属于交叉科学研究，要求研究开发人员对于计算机和古典小说都有深入的了解，需要《三国演义》专家与计算机专家密切配合，这是完成这一重要工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