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论《诗》有许多主张都与“诗无隐志”章的观点接近或一致。比如荀子在先秦儒家中大力标举“诗言志”理论，认为“《诗》言是其志也”(《儒效篇》)。又如他认为读《诗》应注重讽诵、意会，重视《诗》、《乐》结合，《诗》、《礼》配用。这些也都能在“诗无隐志”章中寻找到思想来源。尤其是荀子《诗》学理论中的“隆礼”思想，与“诗无隐志”章的“尚礼”倾向极为接近。

又，《子羔》篇“鲁邦大旱”章为鲁哀公问孔子祭祀事，其内容和体例都与《荀子·哀公篇》相类似。王先谦认为《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五篇“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所以“鲁邦大旱”章很可能同为荀子一系的儒者所传述的文献。如果此说成立,则进一步说明“诗无隐志”章与荀学有关殆非虚语。

按《荀子·大略》当由门徒作于荀子去世之后，所以与“诗无隐志”章同源的《诗传》，至少在公元前223年秦灭楚之前，在兰陵一带还有流传。虽然《诗传》和“诗无隐志”章亡于秦汉之际的可能性较大。但其遗说，也许通过荀派师徒口耳相授，仍然有所继承，并影响到西汉的毛诗等诸家诗学。

三.“诗无隐志”章当为“传”体

既然《荀子·大略》所引明确地标明为“传”，那么有必要界定“诗无隐志”章的文体性质。

先秦——西汉时期的诗学文献，除《诗经》以外，还有传、序、说、诂训等。“诗无隐志”章并非“诂训”，这点显而易见。至于“古《诗序》”说，彭林先生已辨之甚详，[13][p93]尽管“诗无隐志”章与毛诗大序、小序存在许多辞异而旨同的地方，但“序”重在“各陈作者所由”(《隋书·经籍志》)，而“诗无隐志”章偏重阐发诗旨、诗义，二者不能等同。所以，“诗无隐志”章为“传”、“说”的可能性最大。

据整理者马承源先生介绍，“诗无隐志”章与“子羔”章、“鲁邦大旱”章同属一编。[10][p7]故“诗无隐志”章在文献流布过程中，其为单篇行世，独立成书，非附于经下。这点符合“传”、“说”之类的文体特征，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云：“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14][p269]可见，至西汉初，“传”、“说”等尚独立成书。而从另外两篇的内容看，“子羔”章记述了孔子回答子羔有关尧、舜禅让及“三王之作”的问题，“鲁邦大旱”章则记述了孔子向鲁哀公和子贡阐述祭祀山川鬼神与“正刑与德”的问题，也应属于“传”、“说”、“记”等文体的范畴。因此，以上三篇内容毫无联系的文献，能够合编在一起，文体大致相近很可能是原因之一。

“传”、“说”都起源于先秦，《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河间献王收集的许多古书“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在形式上，“传”与“说”彼此并无截然的区别，但在时代上，先秦多以“传”名，而从西汉中期开始，“说”体渐兴。[15][p67]朱渊清先生认为：“称‘孔子《诗》说’而不称‘《诗论》’是因为‘说’更合乎经学传统的一种称名。”[2][p125]其实不然，从三家诗的发展看，“《诗》说”的兴起和发展，明显晚于“传”体。《汉书·艺文志》载《鲁说》二十八卷，王先谦《补注》曰：“《儒林传》：《鲁诗》有韦、张、唐、褚之学，此《鲁说》弟子所传。”又载《韩说》四十一卷，《补注》曰：“《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此其徒众所传。”《鲁说》、《韩说》皆为弟子所传，当是对经师口说的记录。然而直至西汉前期，经师撰写的诗学著作仍大多以“传”体为主。《汉书·楚元王传》：“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元王诗’，世或有之。”又《汉书·儒林传》：“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因此，无论是从内容，还是时代来看，“诗无隐志”章都应为“传”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