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经指出，帛书《易传》诸篇中，写成最晚的当属《缪和》、《昭力》。但它们所记史事最晚也为战国初期之事。而且《缪和》所载，往往比《吕氏春秋》、《韩非子》所记更为详实。如果它不是在《吕氏春秋》、《韩非子》之前写成的话，是很难做到的。[26]
池田先生认为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说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说是西汉人虚构的“孔子物语”，坚持说“创始於孔子的儒家学派，在其到汉初的整个历史中，大部分期间(到战国以前)里并不爱好《易》，只是到了汉初才变得喜欢起来”。[27]近藤浩之君也说秦焚书时“《易》还未被认为是一部思想性的书，这是无疑的”。[28]那么，後来儒家为什么要喜欢《周易》呢?王葆玹解释道， “原来在秦代焚书令与挟书律令的限制下，《诗》、《书》《礼》和《春秋》都成为禁书，《周易》及其占筮学却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这一缝隙，改而采用解《易》的方式来阐扬儒学”，“西汉经学家将《周易》与《诗》、《礼》并列，构成五经的系统，这种作法绝不合乎先秦儒学的精神”。[29]但证之於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其误显然。
上述郭店楚简《六德》篇说“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雚者《易》、《春秋》则亦才?”，认为从《易》、《春秋》两书中可以看到有“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语丛一》说“《易》所以会天?人?也”，认为《易》是会合天道人道之书。既然战国中期墓葬出土的竹简说《周易》有“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是会合天道人道之书，还能说秦焚书时“《易》还未被认为是一部思想性的书，这是无疑的”吗?还能说“创始於孔子的儒家学派，在其到汉初的整个历史中，大部分期间(到战国以前)里并不爱好《易》，只是到了汉初才变得喜欢起来”吗?王葆玹“原来在秦代焚书令与挟书律令的限制下，《诗》、《书》《礼》和《春秋》都成为禁书，《周易》及其占筮学却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这一缝隙，改而采用解《易》的方式来阐扬儒学”之论，当为郭沫若三十年代的旧说，[30]纯係猜测之辞。而近藤浩之竟本以为说，[31]这是令人遗憾的。所以，从上述郭店楚简的材料看，所谓先秦儒家不好《易》，秦焚书时“《易》还未被认为是一部思想性的书”诸说，完全是错误的。
四
为证明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说为汉人的虚构，池田知久还从《要》篇“《尚书》多?矣，《周易》未失也”一句进行论证。池田知久认为“《周易》这个名称，在《春秋左传》里出现过十例，《国语》中一例，《周礼》两例，但除此之外在西汉初期的所有文献中，皆只单称为‘易’而不说‘周易’”。他认为《春秋左传》、《国语》、《周礼》的记载不可信，因此“最早使用‘周易’这一名称而历来认为可靠的文献是西汉武帝期的《史记》”，“周易”这一名称是西汉初期人根据“文王演易”说创造出来的。帛书《要》篇有“周易”之称，说明它只能是汉初的作品。[32]这一论证，虽然基於日本许多有影响的汉学家之说，但是不客气地说，这些观点今天早已被证伪了。《春秋左传》、《国语》是先秦文献，这在今天中国的先秦史和先秦考古界已成共识。《春秋左传》、《国语》、《周礼》已多见《周易》之称，还要以此来证明帛书《要》篇晚出，这又有什么说服力呢?
池田知久以为“‘尚书’在先秦时代单称为‘书’，只是到西汉初期才开始由伏生或者其弟子欧阳生使用这一名称。因此，使用‘尚书’这一名称的《要》篇的成书年代，就不得不认为是西汉时期”。[33]王葆玹认为伏生“‘故为秦博士’(《史记·儒林列传》)，则杜撰《尚书》名称之举，定是秦代的事了”，“帛书《要》篇提及《尚书》，绝不妨碍我们将它判定为秦代的作品”。[34]案王葆玹以秦代即有《尚书》名称为是，但以《尚书》名称为伏生杜撰则非。《尚书》之称当起於先秦，如郑玄《书赞》即云：
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35]
其说人虽不信，但与帛书《要》篇记载孔子称《尚书》说可印证。《尚书》之名起於伏生为旧题孔安国《尚书序》之说，[36]起於欧阳生为刘歆说.[37]他们的年代都晚于帛书《要》篇的抄写年代，更不要说帛书《要》篇的写成年代。我们怎能不信帛书《要》篇的记载而信後起的《尚书序》和刘歆说而呢?因此，以《尚书》之名来定帛书《要》篇成书於汉初根本就是错误的。
王葆玹为了证成其帛书《要》篇成书於秦焚书以後，不惜曲解帛书《要》篇的“《尚书》多?矣”说。他说：
“《尚书》多勿矣”的“勿”字，是依据池田知久先生所整理的释文，国内发表的释文中此字或写为“於”。应当作“勿”还是“於”，尚无法论定，但“勿”、“於”两字的意义在这里十分接近。“勿”通“物”，“物”有“无”、“没”之义，古书所谓“物故”即是就此而言。“勿”、“物”两字又与“歾”通用，而“歾”是“殁”的異体字。《要》之原文若是“《尚书》多勿”，便意味着《尚书》各篇多已淹没或佚失。“於”通“閼”，《吕氏春秋·古乐篇》高诱注说：“閼，读曰遏止之遏。”《要》之原文若是“《尚书》多於”，便意味着《尚书》在当时已遭到禁止。看来，《要》之原文不论是“勿”还是“於”，原意都是说《尚书》的多数篇章已不存在。这不正是秦代焚书时的情况麽?[38]
“《尚书》多?矣”之“?”字，笔者原作“於”,以为是“閼”的借字，[39]当作“閼塞不通”解。[40]而池田知久则将其隶定为“勿”，以为是“物”字之借。[41]两说本来截然不同，王葆玹却说“《要》之原文不论是‘勿’还是‘於’，原意都是说《尚书》的多数篇章已不存在”。实在难以信从。案此字与帛书《要》“用倚於人”、“不问於古法”之“於”比较，显为“於”字之右半。而帛书《要》“万勿润”、“不可以万勿尽称也”之“勿”字，写法显然与此不同。所以，此字当为“?”无疑。而“?”为“於”之省文. 由于印刷求便，笔者的释文“?”都写作了“於”。“於”当通“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垂条扶於。”[42]《汉书·司马相如传》、《文选·上林赋》“於”皆作“疏”。[43]《老子》第七十三章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44]故下文云“《周易》未失”与此“《尚书》多?(疏)”相对。
帛书《要》篇所载孔子“《尚书》多?(疏)”说並非孤证，《礼记·经解》就有相近的说法：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45]
孔颖达疏：
“疏通知远，《书》教也”者，《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远”也。……“《书》之失诬”者，《书》广知久远，若不节制，则失在於诬。[46]
孔颖达说“《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繁密，是‘疏通’”，实际是以简略释“疏通”。《尚书》纪事简略，以此“广知久远”，就会有“失之於诬”的危险。帛书《要》篇的“夫子”就是《礼记·经解》的“孔子”，故帛书《要》篇所载“夫子”“《尚书》多?(疏)也”说与《礼记·经解》的“孔子”“疏通知远，《书》教也”说是相通的。由此看来，“《尚书》多?(疏)也”当指《尚书》记事过於简略，多有疏漏之处。而《论语·八佾》篇就有记载：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也。”[47]
类似的说法，又见於《礼记·礼运》篇和《中庸》。[48]所谓“文献不足”，也就是“《尚书》多?(疏)”，《尚书》对夏代、商代史事的记载太简单了。故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序》说：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祥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49]
孔子“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实质还是“《尚书》多?(疏)”，“文献不足”所致。
由此可见，说“《尚书》多?(疏)”反映了“秦代焚书时的情况”，只能属无稽之谈。
池田知久又以为帛书《要》篇说明损益循环的部分是对《老子》损益观的的批判和克服，而“《老子》的成书年代在西汉初期的公元前200年左右，所以对它有所批判、克服的《要》篇，其成书年代也大体上可以确定”。[50]池田所举表现《老子》损益观的句子为今本《老子》第四十二章的“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和四十八章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前者虽不见於郭店楚简，後者则见於郭店楚简的《老子》乙本的第三简。[51]池田认为後者表示了与前者“大致相同的意思”，那末，《老子》关于损益的这些论述至少当形成於战国中期以前而不是“西汉初期的公元前200年左右”，所以，池田以《老子》的晚出来确定《要》篇晚出从根本上就犯了错误。这些错误，从逻辑上说，大多是使用丐辞所致。
五
由於郭店楚简《六德》篇和《语丛一》关於六经的记载从根本上否定了池田知久和王葆玹先生关於帛书《要》篇的解释，所以池田知久和王葆玹先生对郭店楚简的年代表示了极大的怀疑。
王葆玹做了很多工作，极力想把郭店楚简的年代往後拉。[52]但这样做有两大困难：一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对楚郢都一带楚墓序列的排定;二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关於战国文字发展演变的认识，将楚文字和秦彖、汉隶翻过来。而这两点恰恰是我国考古工作者最为成功的杰作，不是专门研究者，是很难置喙的。
池田知久则从他对传统文献的认识出发，怀疑郭店楚简的可信。[53]笔者觉得，传统文献与帛书、楚简这些出土材料倒是相当一致的，问题是疑古论者对传统文献的记载一是不信，二是误读。
比如《庄子·天下》、《天运》篇都六经並称，而马叙伦《庄子义证》认为《天下》篇是古注杂入正文，断为後人增入。[54]张恒寿更说这6句不是注文羼入，则《天下》篇的产生，一定在秦代以後。[55]池田也说《庄子》的《天下》篇等“据考证为西汉初期乃至武帝时成书的”。[56]而事实上並非如此。1988年初，湖北张家山136号墓出土了《庄子·盗跖》篇，从该墓所出土的“七年质日”曆 谱可知，该墓下葬的上限为汉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而下限不晚於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57]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其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夏侯灶卒於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其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有几篇《庄子》残简，[58]据说属於《则阳》、《外物》、《让王》。《盗跖》、《则阳》、《外物》、《让王》均属於《庄子·外篇》，一般认为是《庄子》中较晚的。它们在汉文帝前元年间的墓葬中出土，说明它们都是先秦的作品。而《天运》、《天下》两篇，其年代绝不会晚於《盗跖》、《则阳》、《外物》、《让王》。其六经並称，与楚简《六德》等完全是一致的。
《礼记·经解》记载：
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厚敦，《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厚敦而不愚，则深於《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於《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於《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於《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於《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59]
这些论述，疑古学者都以其为汉人之说，不予正视。其实可与《淮南子·泰族》以下一段话比较：
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辨义者，《春秋》之靡也。《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詈。[60]
《淮南子·泰族》这一段话很明显出於《礼记·经解》，如“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句，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近，“《诗》之风也”《北堂书钞》九十五引，就作“《诗》教也”;[61]“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与《礼记·经解》“恭俭庄敬，《礼》教也”近;“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与《礼记·经解》“广博易良，《乐》教也”近;“《易》之失鬼”，与《礼记·经解》“《易》之失贼”近;“《乐》之失淫”，与《礼记·经解》“《乐》之失奢”近;“《诗》之失愚”，与《礼记·经解》同;“《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詈”，与《礼记·经解》“《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近。言“六经”之序，首先以《诗》《书》《易》《礼》《乐》《春秋》为次，与《礼记·经解》《诗》《书》《乐》《易》《礼》《春秋》之次近;但其後以《易》《乐》《诗》《书》《礼》《春秋》为次，将《易》提前至“六经”之首，则与《礼记·经解》不同，但从《诗》《书》《礼》《春秋》的排列看，其从《礼记·经解》化出的痕迹也还明显。由此可见，《礼记·经解》之说当在《淮南子·泰族》前。郭店楚简有《缁衣》篇，内容与《礼记·缁衣》基本相同。因此，今本《礼记》的许多篇章，原本就是先秦旧文。《礼记·经解》之说亦当如此。[62]只是疑古论者不肯承认而已。
《论语·述而》篇的“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段，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63]这是说古文是读“易”，今文读“亦”。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的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的《论语·述而》篇，“易”字也作“亦”。[64]池田知久以为是孔子与《易》无关的重要证据。[65]其实这只能证明陆德明说“鲁读易为亦”，並不能证明古文也读“易”为“亦”，更不能说原本就作“亦”。因为汉宣帝时代，包括鲁《论》、古《论》在内的各种版本已经流行了，不能因为鲁《论》作“亦”就以古《论》作“易”为非。从抄写的时代来看，鲁《论》、齐《论》都係汉代抄本，而古《论》“出孔子壁中”，[66]当为战国抄本。陆德明“易，如字。……今从古”，不能说没有道理。
李学勤先生认为，“易”、“亦”異文是由于同音通假而致。而“易”、“亦”二字在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音中韵部并不相同，“易”在锡部，“亦”在铎部，因此不能相借。西汉以後，锡部、铎部之字才开始押韵，“易”、“亦”两字之音方相接近。所以，“易”、“亦”的通假应是一种晚出的现象，在较早的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67]这一意见值得重视。如果以鲁《论》作“亦”为是，那末“出孔子壁中”的古《论》就难以解释。合乎情理的解释只能是由于汉时“易”、“亦”两字音近，将“易”写作了“亦”，才有了鲁《论》的異文。因为古《论》是战国抄本，鲁《论》是汉代抄本，只有汉代抄本才会出现“易”、“亦”的同音通假。
退一万步说，即使《论语·述而》篇祖本作“亦”，也不能证明孔子与《周易》无关。传统文献即便不论，出土材料也足以说明。在马王堆帛书易传诸篇中，明确记载孔子论《易》的，除《要》篇外，还有《二三子》、《缪和》;以“子曰” 论《易》的，有《繫辞》、《衷》。郭店楚简论《易》的儒家文献，更有《六德》和《语丛一》。我们能不信这些抄写於战国中期和西汉前期的文献，而唯以後出250年或100馀年的定州竹简为是吗?
池田知久以《商君书》和《孟子》、《荀子》不称《周易》来否定先秦儒家与《周易》有关在方法论上有误。从逻辑上说，是使用默证。我们知道，说有易，说无难。要证明先秦儒家与《周易》有关，只要先秦文献一条确凿的材料即可成立。要证明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就必须穷尽所有的先秦文献。事实上，保留下来而我们能见到的先秦文献又是非常有限的，只是原有先秦文献的很少一部分。以此有限的先秦文献去证无，其结论难免不会被出土材料所推翻。因此，以《商君书》和《孟子》、《荀子》不称《周易》来否定帛书易传诸篇和郭店楚简《六德》、《语丛一》的记载，是没有逻辑根据的。
《孟子》不称《周易》，荀子《劝学》篇、《儒效》篇两举《诗》、《书》、《礼》、《乐》、《春秋》而不及《易》，当然是有原因的。不过，这原因並不是当时儒家的经书里没有《周易》，而是因为孔子“老而好易”、提升《周易》的地位以後，儒家内部有所争议所致。《周易》进入六经较晚，又不象《春秋》没有争议，《孟子》不称、《荀子》罕及，说明孟、荀都象子贡一样，是孔子“老而好易”的反对者，在儒家内部，在《周易》问题上，他们与帛书易传和郭店楚简《六德》、《语丛一》诸篇的作者属于不同的门派。《商君书》《农战》、《去彊》多次称举《诗》、《书》、《礼》、《乐》而不及《易》与《春秋》，[68]也是因为《易》与《春秋》在先秦六经中後出，影响不及《诗》、《书》、《礼》、《乐》所致。这一解释，应该比以有限的材料去证无可靠得多。
结 语
从《论语·述而》篇、《子路》篇到《庄子·天运》篇、《天下》篇，从《礼记》到《史记》，从以《要》篇为代表的帛书易传到郭店楚简的《六德》、《语丛一》诸篇，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一再证明：六经的形成，源於孔子。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就已与《诗》、《书》、《礼》、《乐》、《春秋》並列，进入儒家群经之中。说孔子乃至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否定先秦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列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执著於这些错误观点的疑古学者，面对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这大量事实，应该反省、检讨自己，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从自己的史观上去寻找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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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月。
7.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199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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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
10. 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11.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与21世纪》，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1998年7月。
12. 近藤浩之：《从出土资料看〈周易〉的形成》，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199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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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此说较早的有钱穆(《国学概论》第23页)。近些年来国内有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47、48页)、张恒寿(《庄子新探》，302页)、王葆玹(《 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56页)，国外有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近藤浩之(《从出土资料看〈周易〉的形成》)等。
[2]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册第37页。
[3]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册第38、39页。
[4] 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第47页。
[5] 见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
[6]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第62页。
[7]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释文注释》第179页。
[8]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第70-71页。
[9]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释文注释》第188页。
[10] 《说文解字段注》第102页，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1。
[11] 《宋本玉篇》第172页，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
[12]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第80、79页。
[13] 第42、43简虽称礼乐，但句式不类，故不採 。
[14] 张政烺：《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 古文字研究》第1辑第2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5] 见《包山楚简》图版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16] 见《信阳楚墓》图版115所载1-032号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17] 见《信阳楚墓》图版115所载1-02号简。
[18] 刘雨：《信阳楚简释文与考释》第125页，《信阳楚墓》。
[19] 《汗简·古文四声韵》第5、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20] 转引自罗君惕《秦刻十碣考释》第103页，济南：齐鲁书社，1983。
[21] 可见夏竦《古文四声韵》云“?”字出自《古老子》，完全是信而有徵的。夏竦所见到的《古老子》与楚简本《老子》应该相近。
[22] 陈鼓应认为帛书《繫辞》是祖本而非抄本，显属常识性错误。说见《也谈帛书繫辞的学派性质》，《哲学研究》1993年第9期第60页。
[23] 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第81页。
[24]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第47页。
[25] 见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一册第33-35页。
[26] 廖名春：《〈缪和〉、〈昭力〉简说》，《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第213-21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
[27]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第36页。
[28] 近藤浩之：《从出土资料看〈周易〉的形成》，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第368页。
[29] 王葆玹：《 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56页。
[30] 见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第十一《〈易传〉多出自荀门》，此文写於1935年3月10日，今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
[31] 近藤浩之：《从出土资料看〈周易〉的形成》，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第368页。
[32]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38、39页。
[33]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37、38页。
[34] 王葆玹：《 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62页。
[35]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引,见《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15页。
[36] 《十三经注疏》第113页。
[37] 《太平御览》引，转引自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页。
[38] 王葆玹：《 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62页。
[39] 见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434页。
[40] 廖名春：《帛书释〈要〉》，《中国文化》第10期第67页。
[41]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研究》;又见《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释文》(下)，《周易研究》1997年第3期第7、18页。
[42]司马迁撰、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187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3]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177页,萧统：《文选》第1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44] 朱谦之：《老子校释》第2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45] 《十三经注疏》第1609页。
[46] 《十三经注疏》第1609页。
[47] 《十三经注疏》第2466页。
[48] 参见《十三经注疏》第1415、1634页。
[49] 司马迁撰、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340页。
[50]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第44页。
[51]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老子图版》第7页。
[52] 见王葆玹1998年6月10日在炎黄艺术馆“郭店楚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53] 在1998年7月韩国汉城召开的“国际周易学术会议”上他曾当面质询过我。
[54] 转引自张恒寿《庄子新探》第30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55] 《庄子新探》第302页。
[56]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第47页。
[57]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92年第4期第1、10页。
[58] 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楚辞〉》，《中国韵文学刊》总第1期。
[59] 《十三经注疏》第1609页。
[60]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6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61] 转引自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674页。
[62] 徐复观承认《礼记·经解》的“孔子曰”“必出於先秦传承之说”，但又认为是作秦博士的荀子门人把《易》与《诗》、《书》、《礼》、乐、《春秋》组在一起，将荀子的《诗》、《书》、《礼》、乐、《春秋》扩大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因而断《礼记·经解》“出於荀子门人之手”(《中国经学史的基础》，47、48页)。其实，《礼记·经解》既然“必出於先秦传承之说”，其六经並称就不可能“出於荀子门人之手”，徐先生夸大了《礼记·经解》与《荀子》的关係。
[63] 陆德明：《经典释文》第3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6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第3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65]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与21世纪》，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第91页。
[66] 班固注，见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彙 编》第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67]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60、61页，长春：长春出版社，1992。
[68] 周予同《经今古文学》以为《商君书·农战》篇称举《诗》、《书》、《礼》、《乐》、《春秋》，惟独缺《易》(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不确。据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第23、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春秋”当为“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