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子赣”所称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可知，孔子晚年之前对《周易》极为轻视，以《周易》为求“神灵”、讲“卜筮”之书，认为好《易》就会“德行亡”、“知谋远”。到晚年，孔子对《周易》的认识却为之一变，“老而好《易》”，居然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为此，子赣不解，孔子回答道“《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人为而去诈”，认为《周易》一书产生於“纣乃无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讳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文王仁”)和忧国忧民意识(“其虑”)。孔子是“乐其知”，赏识蕴藏在《周易》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上述帛书《要》篇还记载：

孔子?(籀)至於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後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亓(其)请(情)者也。故胃(谓)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止]百扁，难以致之。不问於古法，不可顺以辤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胃(谓)得一而君(群)毕者，此之(谓)也。[3]

孔子认为《诗》、《书》、《礼》、《乐》，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数，从中获取“天道”、“地道”、“四时之变”和“人道”、“君道”，不是容易之事，“难以致之”。而《周易》有“阴阳”、“柔刚”以见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见“四时之变”，有“上下”以见“人道”、“君道”， 《诗》、《书》、《礼》、《乐》的精华都浓缩在《周易》的损益之道里。所以“?(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毕”，从《周易》的损益之道里可以尽得《诗》、《书》、《礼》、《乐》之精义，不必皓首穷经，把精力耗费在卷帙繁多的《诗》、《书》、《礼》、《乐》的繁文末节上。

孔子对群经态度的这种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其弟子和後学。帛书《要》篇记载子贡对孔子“老而好《易》”的激烈批评，就是证明。大而言之，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如子贡等，受孔子轻视《周易》思想的影响，绝不会太看重《周易》。就是孔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也不见得就能接受。其称举群经，只称《诗》、《书》、《礼》、《乐》而不言《周易》是势所必然。而孔子晚年的一些弟子及其後学，受孔子“老而好《易》”的影响，就势必会将《易》与《诗》、《书》、《礼》、《乐》並称。但是，比较而言，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多而影响大，“老而好《易》”以後的弟子少而影响相对有限。所以，在先秦文献里，将《易》与《诗》、《书》、《礼》、《乐》並称自然会少些。

由此可见，在孔子晚年时《诗》、《书》、《礼》、《乐》、《易》、《春秋》就开始並称了，只不过《易》的价值是新定而《春秋》是新出而已。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