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必知《鹿鸣》之为《小雅》始，其事乃与《清庙》为《颂》始、《文王》为《大雅》始之义，相通互足，而成为一时之大政。而后周公在当时制礼作乐之真义乃始显。[xii]

总之，诗乐对于西周的贵族阶层来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远非从后世之于诗歌的理解角度能够窥见。钱穆先生将诗乐的使用视为周人“一时之大政”，实为有见之言。周公等人就是这样通过营构看上去为纯粹无关宏旨的礼仪形式来实现其伟大的政治目的，这样的手段可以说高明之极。为周公等人所未及想到的是：这样的文化建设对于后世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确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倾向，规定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措施的基本特色，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文化性格，套用古人的话说：其功大矣!蔑以加矣!

注释：

[i] 郑玄：《诗谱序》，见《毛诗正义》卷十九，《十三经注疏》本

[ii] 钱穆：《读诗经》，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05页

[iii] 郑玄《诗谱序·小大雅谱》，见《毛诗正义》卷九，《十三经注疏》本

[iv] 据史籍载，武王伐纣成功伊始即封纣王子禄父(即武庚)于殷，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又封微子于宋。

[vi] 实际上司马迁并没有说“删诗”，只是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史记·孔子世家》)

[vii] 钱穆：《读诗经》，见《中国学术思想史》(一)，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04页。

[viii] 濮茅左：《〈孔子诗论〉简序解析》，见《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ix] 关于《大雅》的创作早就有所谓“图赞”说，认为这些作品都是为宗庙中历代先祖的画像所作的赞辞。如此说成立，则可证明《大雅》并非为“乐”而作，相反，其乐乃为诗而作，犹今日之“谱曲”。

[x] 郑玄：《小大雅谱》，见《毛诗正义》卷九，《十三经注疏》本

[xi] 参阅杨宽《西周史》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一之第一章，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版。

[xii] 钱穆：《读诗经》，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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