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苏轼才高八斗，无奈得如此生拽强咬，何况还有酷刑伺候着呢?只得一一交代作文篇目和过从友人，「其余委是忘记，轼有此罪衍，甘伏朝典。」这真是后世“坦白书”，“认罪书”一类文字的早期代表作，写过这一类文字的，很可以引坡翁为同调。平反以后苏轼曾回忆说：「是时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时事多不便，更不可说也，说亦不尽也。」又有《赠孙莘老》诗曰：「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这大概是「莫谈国事」的最早样板。这种拉扯时事作为写作背景的办法，是把孟子「读其书，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的「知人论世」说反用之，现今的读者不会觉得陌生。这为后世开了一个及其恶劣的先例。王安石「新党」的主要继承人便是《水浒传》里出了名的恶棍蔡京、童贯等辈，他「改革」的流产原因，也就不问可知了。
六，模仿和创新
宋代以后的诗歌，更象一条人工运河，稳妥规整，顺直平坦，浩浩荡荡，沿着前人的定式流淌着，流淌着。却没有了激情澎湃，浪涛汹涌，尽管也想摆脱创新，但无论明人「宗唐」、「宗宋」之辨，还是清人「格调」、「性灵」之争，都象是河中偶尔出现的涟漪，顶多不过是个把漩涡，新鲜的思想和素材打这儿经过时，不过懒洋洋地打了个滚，又稳妥顺直地流淌下去了。
但是我们似乎也不可以因此指责说，这一千年间的文人都是无能的，因为他们的聪明才智是在另外的领域大放异彩，这就是接续宋词以后的元代散曲杂剧，明清小说戏曲。不过由于旨趣既多，难免不够专一，就象照像中想收入镜头的东西太多而散了焦，又象一个人既要双手不停地劳作，又舍不得抛弃背负的祖先流传珍宝，自然谈不上专一。明朝人袁宏道因此悟出应该「扬长避短」，反对复古拟古，主张创新变新，他说：「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何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何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叙小修诗》)他甚至破口大骂崇古剿袭之徒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人家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现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与张幼于》)清人赵翼更有解嘲之语，道是「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听来也不无道理，承认他们至少还有不输于前人的志气。
中国文化推崇辩证法，但不是靠「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而是在包容中继承，由包容中吸纳，从包容中融合，赖包容而发展的。「诗教」本为儒学大道，「诗言志」亦为儒学精要，做诗自然也成为儒学的一个部分。宋明「理学」被后人目为儒学的「二度复兴」，所以后来的科举中尽管以「制义」古文为要，但「试帖诗」也还是必修的功课。在诗歌传承上，唐代的「诗儒」杜甫理所当然得到了特别推重，他的诗格律工整，法度可依，不象李白那样才气纵横，飘忽不定。宋以后诗人大多崇杜，何况这些时代又有现成的苍生忧患可以描摩，可以抒写呢?
实际上，宋以后的诗是在模仿和创新中的摇摆。如果说，唐五代的诗歌评论，象和尚皎然之《诗式》和当过和尚的司空图之《诗品》还是品鉴赏析型的，所谈也多「明势」、「取境」、「雄浑」、「冲淡」一类，有如禅偈机锋，意会而不言传，那么宋人诗话就开始下笨功夫，总结起「作诗要诀」来。明清大量涌现的这一类著作，都谈得相当细致深入，具体而微，好比现在讲的「工艺流程」。李渔的《笠翁对语》「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还作为发蒙的教科书广为印发，为他开的出版社「芥子园」着实赚了不少银子。明代诗风先有以内阁宰辅「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雍容之作，愈久愈蔽，陈陈相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明史·文苑传》)为了矫正， 然后又有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这也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好意，可惜这些人的才识胆学，恐怕连「中」都不够，于是又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他们「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依然复古，主张「(唐代)大历以后书勿读。」所以引出了前述袁宏道的一番痛骂。但袁氏「公安派」的主张，倒也将本求末，索性返朴归真，他认为：「今之诗文之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谓《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叙小修诗》)又说：「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答李子髯》)这当然是受明中叶王阳明以「王学」矫正朱熹「朱学」之弊端的影响，但一举步就要回到「上三代」，一投手就要扫尽几百年，毕竟都是行不通的。「王学」末路被讥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公安派」的世泽则一世而斩。同时又有钟惺、谭元春以奇峭幽深的「竟陵派」来矫正「公安派」，结果也差不多。明末也是个社会动乱而思想活跃的年代，很多方面颇象魏晋，但以诗坛而论，却又小气了许多，所谓两「派」，无论就实力还是影响论，都是「矬子里拔出来的将军」，或者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清承明制」，这不仅仅是指两代在典章制度层次的承袭，更重要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继承。满州贵族二度入主中原时，既没有效法他们的先人夺取汴梁时的办法，将文物图书，宫室园林毁之一炬，人口财物掳掠一空，回到漠北受用，又总结了蒙古贵族顽强拒绝接收中原文化，以至百年后被逐入大漠的教训，一开始就决意在中原文化的根基上建立基业。他们以惊人的热情学习中国文化，以高度的自觉接受中国文化。这不仅使他们顺利地平息了江南士人和市民的反抗，康熙还利用「博学鸿词」的特科，吸纳了一批熟悉中国文化精要的「贰臣」加入了官僚行列。于是终于出现了宋明理学向往的「盛世」──康、乾之治。
「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盛世，也是近世中西文化冲突交流以来的最近一个盛世，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仅就文化而言，有几个值得一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