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淹入齐以来，地位日渐显赫，没有了早年那种忧谗畏讥之情，也就失去了创作的动力。江淹出身不是很高贵，早年投附刘景素幕下，刘景素并不重用江淹，甚至把他投入监狱。后来刘景素密谋造反，江淹常讽谏景素，景素不纳，淹也曾作诗以讽。江淹因此触怒刘景素，被黜到遥远的福建任吴兴令。这一时期是江淹心情最痛苦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牢骚、忧惧之情。但生活和仕途上的坎坷，却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他的许多优秀的作品，包括广为流传的《恨》《别》二赋，都创作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是江淹创作的繁荣期。江淹入齐以后，他成了萧道成最得力的谋士。“军书表记，皆为草具[4]”，深得萧道成重用，他的官位亦愈来愈高，即便是曾除宣城太守，远离京城，那二千石的待遇与早年的生活也是天壤之别。入梁以后，他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并被封为醴陵侯。其心境更是得意至极，自言：“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5]”失去了创作激情的江淹，再让他写出象《恨》《别》二赋那样的优秀作品，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再者，江淹做高官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御用文人，为萧道成、萧衍等起草了大量的表、书、诏，他的文集当中就保留了大量的这类作品。这样，他创作自己作品的闲暇机会恐怕就很少了。清人姚鼐在《惜抱轩笔记》卷八中说：“江诗之佳，实在宋齐之间，仕官未盛之时。及名位益登，尘务经心，清思旋乏，岂才尽之过哉，后世词人受此病者，亦多有之。”“尘务”是指政治上的事务，这些政治上的事务，恐怕就是指经常不断地为人代写官样文章之事。

三、 生活情趣的变化

他的才尽，不但与文学思潮，社会地位的变化有关，而且也与他的生活情趣有关。他在《自序传》中说：“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甸，右带瀛泽。青春爱谢，则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则独酌虚室，侍姬三四，赵女数人。否则逍遥经纪，弹琴咏诗，朝露几间，忽忘老之将至。淹之所学，尽此而已矣。”这段话说出了江淹仙风道骨的本质。爱道求仙，在江淹的诗里边也有很多表现，如《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云：“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清思诗五首》其五云：“我学杳冥道，谁能测穷已?须待九转成，终会长沙市。”这些诗都道出了他的道家思想。江淹出身贫寒，十三岁时，“孤贫，常采薪以养母”[6]。生活的困顿使他不得不走入仕途，仕途中的坎坷又使得他不得不拿起笔来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一旦生活境遇优越之后，他便又回到了他追求的生活道路上去了，创作自然也就会少了。

总之，正是以上诸种因素，造成了所谓的“江郎才尽”。

参考文献：

[1] 曹道衡.中古文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243

[2] 俞绍初.《江淹集校注》前言。

[3] 俞绍初.《江淹年谱》

[4] 江淹.《自序》

[5] 《梁书·江淹传》

[6] 《南史·江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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