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一位特立独行之士。他对自己的政治才干和政治前途充满信心：“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4](将进酒，p225)“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4](行路难其一，p239)“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4](赠钱征君少阳，p803)李白的感染力正在于他对自己建功立业的自信与乐观。在唐代以科举取士的制度下，他不屑于按部就班，让考官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企望以布衣干明主。这种理想有着现实的基础，唐代毕竟是仕出多门，李白终于如愿以偿，他因名动京师而应诏入京，得知此消息时的李白是何等狂欢，又何等天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4](南陵别儿童入京，p947)但谁也没有想到，李白的进京并不是他希望的“知遇”，严格地讲，或许是一场误会。他仰天大笑走进宫廷，以为从此进入政治核心，可以大展宏图;皇帝也极为恭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4](李阳冰《草堂集序》，p1789)玄宗的征召和礼遇，是冲着“素蓄道义”的谪仙人来的，“问以国政”不过做做样子而已。这种误会加上诗人恃才傲物的个性必然导致李白仕途的受阻和理想的破灭，结果很自然，天才的诗人被玄宗赐金放还，逐出政治中心。

李白从来就不迷恋官场，为了理想不得不入仕。功成身退才是他政治理想的完美境界，“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4](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p625)，“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4](赠韦秘书子春，p615)，“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傍”[4](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p612)。可是，被动的斥逐代替了主动的身退，李白的理想只能永远是理想。

有真正实现了自己政治理想的诗人吗?回答是否定的。仕途上一帆风顺的官员很难写出激动人心和感动世人的作品。“诗穷而后工”，这是一个正确而深刻的命题。

李白的朋友杜甫也是一个政治情结极浓的诗人，在政治理想和自许上一点不比李白逊色。“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5](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p74)与李白的从政途径不同，杜甫和大多数士人一样，选择了科举之路。这条路十分艰险，他跋涉多年，未能叩开仕进之门，最后靠献赋给皇帝，靠各方奔走干谒，才获得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在安史叛乱的时候，他投奔新即位的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官位不高，但“天颜有喜近臣知”[5](紫宸殿退朝口号，p437)，出入宫掖，随时可为皇帝“拾遗补阙”。对一个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人来说，不失为施展才干的机会。然而，杜甫究竟是正派的书生，他为房guǎn@①罢相而直言疏救，却触怒肃宗，险些送命，旋即丢官。官场失意，并未使杜甫放弃理想。他对国事、政治的关心从未减退过。他最感人的地方也正在于此，“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5](宿江边阁，p1469)道出的正是广大不得志的士人关心现实的执着精神。而“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②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5](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p265)，则又在自许中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这使杜甫的政治关怀充满悲剧性。

政治关怀，是每一个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文人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在文学作品中反映自己的政治关怀，构成了整部中国文学史“思想的景观”。缺少了这一道景观，中国文学将会轻飘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