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卷42《刘苍传》列“歌诗”[57]。按，“歌诗”原为诗歌、歌曲的泛称，如《史记·高祖本纪》：“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58]。汉人用以概称乐府机构所采编的作品，如《汉书·艺文志》著录汉代采诗目录时称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等等[59]。至晋、宋之际始称这类诗为“乐府”，沈约《宋书》著录沈林子著述时，有“乐府”一体，与诗、赋、赞等并列[60]。可见，汉之歌诗，并非文体之专名，实为文类之泛称。

(2)卷80《杜笃传》、《苏顺传》、《王逸传》、《赵壹传》均列“杂文”[61]。按，《文心雕龙·杂文》篇所论杂文，有对问、七体、连珠之属，并说：

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62]

范文斓注云：

凡此十六名，虽总称杂文，然典可入《封禅篇》，诰可入《诏策篇》，誓可入《祝盟篇》，问可入《议对篇》，曲操弄引吟讽谣咏可入《乐府篇》;章可入《章表篇》;所谓“各入讨论之域”也。(览、略、篇，或可入《诸子篇》。)[63]

然则，杂文所收非止一种文体，因此并非文体之专名，实乃文类之泛称。所以《后汉书》卷36《贾逵传》、卷80《刘珍传》单列“连珠”，卷52《崔寔传》单列“答”[64]，未如其后刘勰《文心雕龙》，一并归入杂文之内。

第三，句读有误之例。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于列传所著录的传主所著文体，多有句读之误。如：

(1)卷42《刘苍传》列“章奏”[65]，应点断为“章、奏”。

(2)卷60《蔡邕传》、卷65《皇甫规传》、卷65《张奂传》列“章表”[66]，应点断为“章、表”。卷63《李固传》作“章、表”[67]，是。

(3)卷60《蔡邕传》、卷70《孔融传》列“论议”[68]，应点断为“论、议”。卷40《班固传》作“论、议”[69]，是。

(4)卷63《李固传》、卷64《延笃传》、卷65《皇甫规传》、卷70《孔融传》列“教令”[70]，均应点断为“教、令”。

(5)卷40《班固传》列“颂、书、文、记”，卷43《朱穆传》列“书、诗、记、嘲”，卷52《崔寔传》列“文、表、记、书”，卷54《杨修传》列“哀辞、表、记、书”[71]，可知书、记实为二体，不可混同。因此，卷60《蔡邕传》、卷70《孔融传》、卷79《服虔传》、卷80《葛龚传》所列“书记”[72]，均应点断为“书、记”。

第四，未详何体之例。如：

(1)卷28下《冯衍传》云：“(冯衍)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肃宗(刘炟，56-88)甚重其事。”[73]于“说”之外，复列“书记说”、“官录说”，诸书均未著录，不知为何体?

(2)卷42《刘苍传》列“别字”[74]，诸书亦未著录。或即民间谣谚，以拆字为法，类似谜语，如《后汉书·五行志》载：“京师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凡别字之体，皆从上起，左右离合，无有从下发端者也。”[75]刘苍所著别字，或即搜集或模仿民间谣谚的作品。

以上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既为同体异名，可以将相关文体名称合并为一;第二种情况，“歌诗”与“杂文”虽为文类之名，但依《文心雕龙》之例，仍可列为文体[76];第三种情况，可将相关文体名称分列，各为一体;第四种情况，不详其实，暂且存录。

经过整理后，《后汉书》48条传记资料实际著录了44种文体：诗、赋、碑(含碑文)、诔、颂、铭、赞、箴、答(含应讯、问)、吊、哀辞、祝文(含祷文、祠、荐)、注、章、表、奏(含奏事、上疏)、笺(含笺记)、记、论、议、教(含条教)、令、策(含对策、策文)、书、文、檄、谒文、辩疑、诫述、志、说、书记说、官录说、自序、连珠、酒令、六言、七言、琴歌、别字、歌诗、嘲、遗令、杂文。

此外，比较《后汉书》和《三国志》，有一点区别是相当明显的，那就是《三国志》仅著录传主各种文体的著述，而不掺入未归入各体的杂出篇章，而《后汉书》对传主所著文辞的著录，则包括传主所著各种文体及未归入各体的杂出篇章。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后汉书》据以为用的传记资料，或许当早于《三国志》。在前述48篇传记中，《后汉书》同时著录传主所著各种文体及未归入各体的杂出篇章的，有13篇传记[77]。

综考《后汉书》著录传主著述中未归入各种文体的杂出篇章，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的体例：

第一，杂出篇章可以归并为文体，但尚未归并之例。例如，卷52《崔骃传》有《七依》，同卷《崔瑗传》有《七苏》，卷59《张衡传》有《七辨》，卷80上《傅毅传》有《七激》、《李尤传》有《七叹》[78]，这些篇章至迟在晋、宋之际即归并为七体，如《隋书·经籍志》著录谢灵运(385-433)《七集》10卷、卞景(生卒年未详)《七林》10卷[79]，当为七体文的总集。在《后汉书》列传中之所以未以文体命名，也可证明其所据史料似早于晋、宋之际，当时尚未以“七”名体。

第二，杂出篇章，篇数较少而难以归并为文体，或篇数虽多而性质不明之例。如《后汉书·班固传》中，除著录传主所著文体名称以外，还列有《典引》、《宾戏》、《应讥》三篇文章[80]。按，《典引》，《文选》与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一起，收入“符命”类[81]，《文心雕龙》则将这3篇归入“封禅”类[82]。可见，这3篇仅有的作品要独立作为一类文体，这是相当勉强的，所以直到南朝梁时，人们仍难以为之确定类名。《宾戏》，即《答宾戏》，与《后汉书·崔寔传》中的“答”当为一类[83]，《文选》入于“设论”类[84]，《文心雕龙》入于“杂文”类[85];《应讥》，性质同于《答宾戏》[86]。此类作品虽然篇数甚多，但单独列为一类文体，性质并不明确，与其它作品合为一类，则又略显杂乱，所以《文心雕龙》总其名为“对问”，归并于“杂文”类。

根据以上考述，我们可以对《后汉书》著录文体的归类方法做出三点结论：

第一，从《后汉书》著录文体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体归类主要采用了“因文立体”的路数。也就是说，不是先有文类的设定，后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和归类;而是相反，先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后有多篇文章因其文体功能或文体特征的相似性而合并归类，并为之命名。前述《后汉书》著录传主文体的同体异名之例，便是鲜明的例证。明人徐师曾(1507-1570)在谈到《文体明辨》一书的编纂方式时，也明确地说：

是编所录，唯假文以辨体，非立体而选文，故所取容有未尽者。[87]

“假文以辨体”，即根据现有的大量文章，辨别体裁，以类相从;“立体而选文”，则是先对文体进行抽象的分门别类，然后选录各种文体的代表性文章。就其逻辑方法而言，前者运用的是归纳法，后者运用的是演绎法。“因文立体”无疑是中国古代文体归类的传统方法，正因为如此，才会在历代出现文体分类纷繁琐杂的局面，如南朝梁时任昉(460-508)《文章缘起》分文体为84类[88]，萧统(501-531)《文选》分文体为39类[89]，而明代吴讷(1372-1457)的《文章辨体》分文体为59类，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分文体为127类等等[90]。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相当注重文体的应用性质和社会功能，为了便于实用，所以文体分类日益趋于纷繁琐杂[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