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记载传主著述的篇章和字数。如《老子韩非列传》记韩非(约前280-前233)：“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15]

第三，仅记载传主著述的书名及篇数。如《孟子荀卿列传》记孟子(约前372-前289)：“退而与万章(生卒年不详)之徒序《诗》《书》，述仲尼(孔丘)之意，作《孟子》七篇。”[16]

第四，仅记载传主著述的字数。如《老子韩非列传》记老子(李耳，生卒年不详)：“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17]《孟子荀卿列传》记荀子(约前313-前238)：“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18]

由此可见，《史记》几乎不存在明显的文体著述观念和文体分类意识，但其第一种体例，即在传记中大量引录传主著述的篇章，则成为后代史传的圭臬。

其后班固继承其父班彪未竟的事业，撰著《汉书》，基本上承袭了《史记》对传主著述的著录方式，大多数传记都结合对传主生平事迹的叙述，择要引录传主著述的部分篇章，但却仍未在传末作一区辨文体的综括说明。除了转录自《史记》的列传以外，如《汉书》卷51《邹阳传》、《枚乘传》，卷62《司马迁传》等，都是如此。

但是，《汉书》中有几篇传记值得格外注意。《史记》将董仲舒(前179?-前104?)归入《儒林传》，仅记载其经学著述，并未著录其文辞著述[19]。而《汉书·董仲舒传》则在传末概述传主所著文辞的篇数，并兼及传主的经学著作，云：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20]

像这样分述文辞(如“上疏条教”之类)与经学著作(如“说《春秋》事之属)的著录方式，值得我们注意。

再如《汉书·东方朔传》，结合东方朔(前154-前93)的生平事迹，依次引录了《谏除上林苑》、《化民有道对》、《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篇章，传末又详列东方朔著述的其它篇章，云：

朔之文辞，此二篇(按，指《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最善。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前77-前6)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21]

所谓“刘向所录朔书”，颜师古(581-645)注云：“刘向《别录》所载。”盖即刘向所整理的东方朔集，所收当为东方朔所有的文辞著述。该集应该是分篇排列，而非分体编辑。但所谓“八言、七言”，则以文体为名，并列于文辞著述之末，这一现象也值得我们注意。

而《汉书·扬雄传》则明显地分类记述了扬雄(前53-18)的著述：

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司马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22]

这里在行文上先言“经”、“传”(按，即子书)、“史篇”，后言“箴”、“赋”、“辞”，隐然表现出扬雄著述时所持的文献分类观念和文体分类观念，也表现出班固对这种文献分类观念和文体分类观念的客观认定。然而，班固仅仅是以排比句式来表述扬雄的各种著述，却并未对扬雄的经、子、史著述与文辞著述作出明确的类型区分，因此在他的叙述中，“经”、“传”、“史篇”、“箴”、“赋”、“辞”六类是相互并列的。可见在班固生活的东汉(前6-220)中期，人们对经、史、子著述与文辞著述虽已加以区别对待，却尚未严分畛域。

此外，东汉中、后期，朝廷曾组织编修史书《东观汉记》143卷[23]。该书流传初期，颇为世人所看重，把它与《史记》、《汉书》合称为“三史”[24]。刘勰(466?-539?)《文心雕龙·史传》说：“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25]，范晔撰《后汉书》即多取材于《东观汉记》。惜唐宋以降，《东观汉记》渐渐散佚，至元代已无一完篇传世了。据现存佚文，该书在介绍传主生平事迹时，曾连带叙及文体，例如：

(申屠刚[约前20-55在世])涉猎书记，果于行义。[26]

曹褒(?-102)，字叔通，笃学有大度，常慕叔孙通(约前221-前188在世)为汉礼仪，昼夜研精沉思，寝则怀铅笔，行则诵书记。[27]

班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固数入读书禁中，每行巡狩，辄献赋颂。[28]

梁鸿(约9-89在世)常闭户吟咏书记，遂潜思著书十余篇。[29]

蒋叠(生卒年未详)，字伯重，为太仆，久以台阁，文雅通达，明故事，在九卿位，数言便宜，奏议可观。[30]

但由于该书仅存残篇断简，未见全文，我们无法断定该书是否在人物传记中著录传主各种文体的著述，当然也无法得知该书如何著录传主的各体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