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楼成立以后，有职员四人进行管理：编目主任周子美，月薪30元，任职8年，1932年至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后，由助手施维藩(韵秋)接替。另有嘉兴人王善继负责刻制大小书箱和书橱并兼管庶务，二人月薪均为20元。还有刘承干的堂弟刘君实专司清点卷数、敲盖图章等事，月薪16元。工友四人，分管门房、厨房、花园和打杂，月薪10元。加上其他费用，书楼日常开支一年约为三千元，主要通过“置田若干亩，取息以为常费”来维持。

这一时期藏书楼的任务除了接待来宾、刊印书籍外，还着眼于编订书目和对外交流。早在藏书楼建立之前，刘承干已请人编《嘉业堂藏书志》，此书初由缪荃孙编撰，缪过世后由董康续任，董在缪稿基础上，一则作了大量的删削，二则着重于增补刘承干1919年以后新买之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最终并未完稿。

藏书楼成立后，周子美、施韵秋二人主持整理嘉业堂的全部藏书，并编订藏书楼藏书书目。书目体例仿《四库总目》但又有所变通，共分为经、史、子、集、丛书、志六大类。经部细分为正经、书、礼、春秋、五经总义、四书、小学等类;史部细分为正史、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类;子部细分为儒、法、农、医、天文、算学、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道家类;集部细分为别集、总集、词曲类;丛书部细分为前代、近代、现代、郡邑、汇刻类;志部不分细类。经过前后五年的努力，编成目录十二册：经、史、子、方志、补编各一册，集部明代以前一册、清代二册、总集及丛书合一册、抄本二册、善本书目一册。此外，还编撰了《求恕斋书目》、《留余草堂书目》各一册，《嘉业堂善本书影》五册，《嘉业堂明刊本书目》一册。

这一时期，嘉业堂的刻印书虽然没有前一阶段那么声势浩大，但规模依旧不小，主要是将以前的各丛书汇编成套，“复明《嘉业堂丛书》当时多随刊随印、陆续发售，故得者往往未能配成完帙计，更将原书汇印全部。”同时也继续刊印新书补入几部丛书，1926年的《王章诗存合刻》、《漫堂文集》三十六卷，1927年的《王荆公诗集》，1928年的《三国志》(影刊宋本)、《春秋公羊疏残》七卷，1930年的《严州金石录》三卷、《云溪友议》三卷等被补入《嘉业堂丛书》;1928年的《董礼部集》， 1929年的《月河所闻集》等被补入《吴兴丛书》;1926年的《汉管处士年谱》、1928年的《蕉廊脞录》等被补入《求恕斋丛书》;其余如《中庸切己录》等被补入《留余草堂丛书》。除此之外，刘承干还利用收回藏书楼的旧书版印刷了一些书，“刊了出售定价，略收一些工本费，但有交情的仍可以赠送的。”从1913年起至此时，刘承干共投入近二十万元，计刊刻了《嘉业堂丛书》56种750卷220册，《吴兴丛书》64种850卷，《求恕斋丛书》30种241卷，《留余草堂丛书》10种60卷，影刊宋本四史450卷144册，《嘉业堂金石丛书》5种50余卷，《辽东三家诗抄》3种9卷，《王章诗存合刻》2种17卷，加上《章氏遗书》、《旧五代史注》、《晋书斠注.》等，共刻书177种3015卷，“所刻诸经单疏本为阮校所未见，子史百家亦多当代罕见之籍，而于元明遗老所著及其谱状，搜罗尤伙”，这也可说是嘉业堂刻书的特点。

这一阶段，嘉业堂藏书楼在全国图书馆系统中具有较高的地位，编目部主任周子美加入了中华图书馆协会，1929年1月参加了协会的第一次年会，并成为协会宋元善本书调查委员会十二位委员中的一员。同年，刘承干被聘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参加第一次国际图书馆会议中国委员会的委员，嘉业堂刊刻的《邠州石室录》、重刻蜀大字本《史记》参加了国际图书馆会议的展览。同时嘉业堂与国内其他图书馆、出版机构、私人藏书家的往来也十分频繁，进行业务交往和古籍的互通有无。其时，全国著名的藏书家如傅增湘、张元济、徐乃昌、刘世珩、潘明训、张钧衡、蒋汝藻与刘承干有密切的交往，北大校长蔡元培、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知名人士均到访过藏书楼。商务印书馆刊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张元济曾向刘承干借过《旧五代史》、《明史考证捃逸》等书，并借了宋版《汉丞相诸葛武侯传》、《窦氏联珠集》、《鹤山先生大全集》刊入《四部丛刊》中。

四

数尽则穷，盛满则衰，至1934、1935年间，刘承干已开始零星卖书，将宋刊蜀大字本《史记》、宋白鹭洲书院本《汉书》、一经堂本《后汉书》、宋刊元补本《三国志》、淳祐刊《窦氏联珠集》等书卖给了“专购宋元刻本”的宝礼堂潘明训。其它如藏书楼内部制度不够完善、刘承干兴趣全部转移到商业活动上均是造成藏书楼走向衰落的主要因素，尤其是日本的侵华更是加快了嘉业堂的中衰。

1937年杭嘉湖地区沦陷后，藏书楼工作全面停顿，仅留下一、二人留守。在拒绝日本人所谓“驻兵保护”的要求后，刘承干通过贿赂伪军，于一日夜间用船将三万余册珍本运往上海寓所，其中大多为明刊本，其余也有清乾隆以前的版本。对无法运走的书籍均抽去第一册，并将它们藏入刘氏家宅的天花板之上。

抗战期间，南浔镇的房屋有三分之二被焚毁，那嘉业堂何以未被破坏呢?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姑且称之为“送书得福说”，其主要说的是，由于在藏书楼全盛时刘承干常送书给日本的松崎鹤雄，因而日军侵华后，松崎关照他的妻舅“牧少将”如到南浔，应妥善保护嘉业堂。后“牧少将”任杭嘉湖地区日军司令官，故未毁书楼。另一种为“九龙金匾保护说”，其主要认为当时驻扎在南浔的日军因见到藏书楼有溥仪题字的九龙匾，了解到刘家与溥仪的关系，因而未破坏书楼。二种说法孰是孰非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刘承干先生在《求恕斋日记》中的自述：“当日兵战时，曾为松崎鹤雄号柔甫，是王壬秋弟子，通中文，昔在大连曾与往还者，函致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渠为妻舅)嘱为保护，由松井派牧次郎(杭嘉湖司令官)到南浔出示保护，并见今上御匾，行立鞠躬，颇客气。”由此可见，目前流行的两种说法不尽正确。此外，书楼未毁的另一原因许寅先生在《“傻”公子作出的“傻贡献”》也已提到，那就是日本人收罗中国古籍一重版本，二重全帙，而藏书楼的大量珍本已被刘承干运往上海，且留余的书又被抽去首卷，日本人因此认为书楼价值不高，于是为了宣传的需要，借松崎与刘承干相识的关系，做了个顺水人情。

这一时期，嘉业堂藏书业的衰落还表现在刘承干的几次大规模散书上。

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散书是在抗战时期卖给中央图书馆的明刊本1200种，稿本30余种。其过程大致如此：抗战爆发后，南京中央图书馆内迁重庆，得到一笔下拨的建筑经费，但当时法币贬值极快，“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朱董事长骝先先生，……提议将原拨本馆之建筑费移购善本图书。”于是，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奉命至港沪授购，……而吴兴张氏、刘氏、金陵邓氏、番禺沈氏诸家之书乃归诸本馆。”刘氏的书是经郑振铎、徐森玉、张元济的介绍而与蒋复聪秘密成交的。这批书价值很高，其中不乏善本，成交后书被运到香港，但不巧为日军发现并掠到日本。抗战胜利后方重归我国，1949年移往台湾。

第二批大规模卖出的是400余种明刊本，它们都是经买主张叔平精心挑选的，内中同样有不少善本，但其价值则稍逊于中央图书馆所购的那批书，现收藏于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库。

就我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抗战时期刘氏大规模的卖书仅此二次，但零星卖书还有一些，如牧次郎到南浔向刘氏“要当地志书，因送湖州府乌程、归安二县及南浔镇志，价买《永乐大典》四十三册，计四万三千元”。这部《永乐大典》残本不久送到了满铁图书馆。

由于抗战时期藏书楼元气大伤，之后便一撅不振，庋藏混乱，图籍破损。1949年渡江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周总理妥善保护天一阁和嘉业堂的指示，留下一排战士专门保护藏书楼，陈毅并在攻打上海前专程视察了藏书楼。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就接管了嘉业堂，浙江图书馆和嘉兴地区图书馆派了大批工作人员来楼整理混乱不堪、尘封蠹蚀的藏书，经四个月的时间方才整理就绪。“造具清册时，共有书籍十一万余册，杂志三千余册，自刻书二万余册，木板三万多片，这就是解放时嘉业藏书楼的主要家底”。此后，嘉业堂一直是浙江图书馆的外县分馆。

如前所述，南京沦陷后，刘承干曾将三万余册古籍运到上海寓所，那么，这批书(除卖给中央图书馆和张叔平的外)在建国后的命运如何呢?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一部分书由刘承干或赠或卖与他的亲朋好友，如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王欣夫教授就得了45种。而大部分则分别归属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中国书店、天津中华书店等处。

据华东师大周子美先生介绍，解放后刘承干收入减少，于是委托他和王欣夫找买主，因此，复旦大学图书馆向刘承干购买了一部分古籍。又据当时去刘家购书的复旦大学图书馆潘继安先生说，复旦图书馆曾先后三次购买了刘氏藏书。

第一次是1954年，刘承干以每本0.35元的价格出让清刊本2037种，其中经部132种，史部393种，子部160种，集部1133种，志部170种，丛部49种，不少为乾隆以前的善本。

第二次主要是抄本。其中以刘承干在民国初年化数万元从国史馆抄出的《清实录》、《清史列传》价值最高，成交价为6千元。

第三次主要是明刊本，外加2部假宋本《烈女传》、《韩昌黎集》，这批书是刘承干预先搭配好的，买主不能挑选，每本价格5元，其中不少为海内孤本。

复旦图书馆与刘承干原本还有第四次接触，该批书也是刘氏预先搭配好的，2部假宋本加一批明刊本，但由于刘氏开出的书目中有三分之一复旦已有收藏，且当时古籍书店出售的明刊本开价与刘氏相仿又能挑选，故未成交。

北京中国书店、天津中华书店分别于1958年从刘承干处购买了一些书。“北京中国书店李新乾同上海书店李大宸持叶荛城介绍信来，要看书。”天津中华书店的王仲珊也是由李大宸陪同到刘家的，“上海书估李大宸同天津中华书店王仲珊来，二次成交书籍。”在此之前，北京某国营书店也与刘承干成交了一批书，“北京书估葛鸿年由春藩同来，以《永乐大典》三十七册(按：此为刘氏抄本，非嘉靖、隆庆间抄本)售去，每册四十元，又明版《昭代典则》二十册一百元”。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盛极一时的嘉业堂藏书至此大概已经散失殆尽了。

五

综观嘉业堂藏书史，自兴起至衰落前后不过半个世纪，呈现出兴起得快衰落也快的特点，这种“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流星般的藏书过程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

首先，虽然辛亥以来还存在私家藏书赖以存在的基础，但要求废除旧式藏书机构，建立新式的公共图书馆已形成一种社会的趋势，如嘉业堂般的藏书楼已日益暴露出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弱点，三十年代，蔡元培参观嘉业堂后感慨道：“可惜太旧了。”就是对此的最好注脚。

其次，刘承干本人主要从事的是工商业，藏书不过是兴之所至以及为父亲编书而为，就总的情况来看，刘氏于三十年代停止购书后，已将主要的精力重新投入到商业活动中去，而对藏书业则过问较少，热情大减。

再次，藏书楼制度不严密，除了1925年至1935年全盛阶段人员配备较齐、分工较明确外，其余时候人手奇缺，几乎无人管理，正因如此，造成藏书的庋藏混乱。

虽然嘉业堂藏书历史不长，藏书楼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刘承干在中国近代藏书史上还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私家藏书最多，化费精力、金钱最多的一个，远远超过清代以来私人藏书家的巨擘，毫不过分。”他不守历代藏书家只重宋元本的陋习，而是广收博取，对于保留古代典籍起了巨大作用。他收藏的明清诗文集，虽在当时不被重视，但在今天来看其中有不少已经成为海内孤本。刘承干本人还是一个比较开通的藏书家，他得书后从不珍秘，不但将孤本、善本任人借抄，而且还大量刊印古籍，广播为守，使不少濒亡的古籍因此得以流传，对传播古籍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刘承干还刊刻了相当的清朝禁书，早在1916年他就刊印了《安龙逸史》，此后又刻了《翁山文外》、《闲鱼闲闲录》、《三垣笔记》等禁书。对于这一点鲁迅先生是颇为欣赏的，他在《病后杂谈》中说“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在致杨霁云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但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嘉业堂兴衰的半个世纪正是中国历史上新旧交替、跌宕多姿的五十年。嘉业堂藏书的出现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衰落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尽管刘承干想使他的藏书“世守勿替”，但服务对象相对狭窄的私家藏书楼其生命力是不会持久的，它必然被服务大众的新式图书馆所取代。

作者：后志钢 [2001-7-1 22: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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