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分析下去，宇文所安先生也许可以对《隐秀》篇作出更切合本义的解读，从而打破学界的流行见解。但由于误读一句，他重新陷入陈见之中。傅庚生先生的一段话表明他是明白这个比喻句的思理的。他说：“‘源奥而派生’的自然以‘复意为工’，‘根盛而颖峻’的自然以‘卓绝为巧’;要紧的是‘秀’本有‘根’，‘隐’也有‘源’。抛却情思之本，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xvi]傅先生的可取之处在于他没有将“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两句中的前后两个喻依分别切开以与“隐”“秀”相对，但是仍嫌牵强的是他又把“源奥而派生”与“隐”对，把“根盛而颖峻”与“秀”对。
论者既不是着意要通过改变对这句话的诠解而曲解《隐秀》全篇，也不是要有意顺从全篇而曲解此句。本文只是本着尊重原文，尊重原意的态度，希望对“隐”与“秀”的关系有一个自然的、圆通的理解。酌其本义，“隐”与“秀”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本形态——持“隐秀”论为风格论者[xvii]至少在这一点上比“意蕴——形象”论者正确。“意蕴——形象”论者本以为跟修辞论者[xviii]相比丰富了“隐”“秀”的诗学内涵，实际结果正相反，因为无论是“隐篇”还是“秀句”都有自身的“意蕴”和“形象”，都是“意蕴”与“形象”的统一体。简化的结果使得两种相互独立的文本形态变成相互依赖的两个文本要素。
上文已经阐明，《隐秀》篇之“隐”论是刘勰对寓言文本诗学特征的描述;那么，与“隐”并列对待的“秀”又是何种性质的文本特征呢?它有哪些具体的诗学内涵?刘勰为何将“秀”与“隐”同列一篇?“隐”“秀”之间有何联系?
刘勰对“隐”与“秀”有一个非常形式化的区分，即“隐”为篇而“秀”在句。所谓“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又谓“隐”乃“文外之重旨”，谓“秀”乃“篇中之独拔”，都包含着这种区分;而且《隐秀》篇尚存的唯一的“秀”例正是一个诗句。仅以此论，我们即已不宜将“秀”扩展为与整首诗歌内容情感相对的表层形象。“秀句”应该是对“秀”的最基本的规定，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论关于“秀”的其他问题。根据《隐秀》残篇，“秀”的诗学特征可以总结如下：第一，“秀”是“秀句”，而不是整篇;第二，“秀”是“篇中独拔”，是一篇之中独特的、出类拔萃的诗句;第三，“秀”以“卓绝为巧”，追求不同寻常的修辞效果;第四，“秀”句的产生应该是“自然会妙”，而非“雕削取巧”。由《隐秀》篇所举一例“秀句”入手，并结合当时的诗坛风气，可以对“秀”的诗学内涵获得更加精细的认识。其云：
“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气寒而事伤，此羁旅之怨曲也。
这是晋人王赞《杂诗》中的一句。全诗如下：
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胡宁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离我志，殊隔过商参。夕往仓庚鸣，今来蟋蟀吟。人情怀旧乡，客鸟思故林。师涓久不奏，谁能宣我心?
南朝人对这首诗尤其是首句嘉评甚多。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称：“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xix]钟嵘《诗品》云：“子荆‘零雨’之外，正长‘朔风’之后，虽有累札，良亦无闻。”[xx]显然也是以此诗此句为王赞最好的诗作。这句诗究竟好在哪里，钟嵘没有明说，沈约认为是“直举胸情，非傍诗史”，也就是说这首诗具有感情真挚、自然率真、不事雕琢、不堆砌典故的特点。但是沈约的点评针对的是全诗，若特言“朔风”一句，则未尽其妙。“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一句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在于其写景处即是其言情处：朔风、秋草、边马，几个具有强烈节候地域特征的景物，组成一幅典型的边地秋色的场景，渲染出浓郁的荒寒凄凉的氛围，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让读者身心内外自然而然地包融其中。若将此句置于全诗就会发现，“直举胸情”并不仅是这一句的艺术特征，这一句之所以被刘勰目之为“秀”，还因为它以眼前景写心中情，景在目前而情余言外，而这是这首诗中的其它诗句所不具备的抒情特色。诗中与此句差可相似的还有“夕往仓庚鸣，今来蟋蟀吟”一句，但是它不仅在以景含情上不及首句，而且明显是对《诗经·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句不太成功的模仿。
《隐秀》篇论“秀”并非特创，而是当时文坛流风的反映，“摘句”品诗的记载时见当时典籍。《世说新语·文学》曾载谢安“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又载王孝伯“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最佳”。《诗品》评谢眺诗“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评谢灵运“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秀句”(“迥句”亦即“秀句”)在《文心雕龙》和《诗品》中差不多同时出现尤其能说明问题。《文心雕龙》中“隐”“秀”并提，而《诗品》单重“秀句”，表明了《诗品》不同于《文心雕龙》的诗学范式取向(“感物诗学”一支独秀)，而“秀”论也因此在《诗品》中得到了更充分的描述——“直寻”说、“直致”说、“自然英旨”说的诗学旨趣与“秀”论都是一致的。更值得珍视的是，《诗品》中提供了丰富的《文心雕龙·隐秀》篇所残缺的“秀句”的诗例，如“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清晨登陇首”、“明月照积雪”、“池塘生春草”、“零雨被秋草”、“黄花如散金”、“绿蘩被广隰”等。刘勰之后的唐代涌现了众多“秀句”集，如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玄鉴的《续古今诗人秀句》、黄滔的《泉山秀句集》等。唐人去宋齐未远，“秀句”集所折射的对刘勰“秀”论的理解是可靠的。
“秀”论是《文心雕龙》感物诗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刘勰对感物诗、山水诗写作中出现的新的艺术经验的及时总结。与《文心雕龙》前面诸篇的感物诗学命题相比，“秀”论已经克服了“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婉转附物”、“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情必极貌以写物”等感物经验的片面与粗糙，不仅将“景”与“情”拢入其中，而且包含了对“景”与“情”关系的新的认识。
综上所论，“秀”的诗学内涵可以进一步表述如下：第一，“秀”要求写景鲜明直接，抒情真切含蓄;第二，“秀”要求以景含情，情在景中;第三，“秀”要求自然天成，不假雕饰。“秀”应该是“状溢目前”与“情在词外”的结合，而不仅仅是“状溢目前”一个方面的特征。因此可以说，“秀”乃是“感物”的升华，同时又已初露后世“意境”的端倪，是“意境”的经验形态。人们在诗歌鉴赏中对“秀句”的钟爱，明确无误地反映了一种新的审美标准正在建立，一种新的艺术趣味正在成型：这就是情景交融、情景俱胜的诗歌文本已经成为“比兴之义”之外的另一种理想。
三、张戒的误读与古代诗学范式的转换
《隐秀》独立成篇，表明刘勰已经充分认识到两种诗歌艺术形象的存在以及区分的必要。“隐”类文本追求一种深度意义模式，努力保持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距离，喻依与喻旨的距离，在文本中建立了字面义与寓意、感性与理性两分的等级结构。它预设了理性对感性的优越，逻辑对直观的优越。“秀”类文本的特点则是取消上述距离和等级。《隐秀》独立成篇，还表明刘勰已经充分认识到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文本的方式。
由是观之，张戒所“引”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的诗学旨趣与“隐秀”论间的出入非常明显。张戒“撮述”的结果是将《隐秀》篇寓言诗学与感物诗学并行的格局简化为单一的感物诗学形态。张戒的那句招惹是非的引语出自《岁寒堂诗话》卷上的这段话：
沈约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论其实一也。
引语的真伪之辨已简介于本文篇首，本文同意周汝昌、陈良运二位先生的“撮述”加“歪曲”说。接下来的问题是：属于寓言诗学的南朝诗学命题“义生文外”为什么在宋代被“置换”成了意境论诗学命题“情在词外”?张戒的“撮述”难道仅仅是一个偶然的个体行为?仅仅因其态度不严肃所致?如果说我们曾因轻信张戒的一句引语而导致了对《隐秀》真义的千秋误读，那么现在又有可能因轻视张戒的一个“撮述”而错失一次解读中国古典诗学范式转换的契机。从表面上看，张戒的“撮述”是一个由个人态度造成的偶然错误，如同文论史上许许多多的引文讹错一样，但如果从中国古典诗学范式演进的历史趋势来看，张戒的这个错误乃是中国古典诗学假张戒之手在无意间完成了一次话语“置换”;张戒“撮述”这一诗学话语征候的积极意义在于表明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意境诗学已经完全占据了诗学中心，寓言诗学被遮蔽、被置换、被边缘化是势之必然。
如果说《文心雕龙》中尚保持着寓言诗学与感物诗学均衡的态势，那么比刘勰稍后的钟嵘的《诗品》中，感物诗学就已经急不可待地成其优势话语。《宗经》思想使得刘勰奉四言体的《诗》为“正体”而视五言诗为“流调”，并且自觉地承续了两汉经学家注《诗》的寓言型阐释模式。到了钟嵘，“征圣”、“宗经”的思想隐匿了，“五言流调”成了他关注的唯一文本，诗学上也只限于发挥与“秀”论及《物色》篇相类的感物诗学思想。[xxi]于是，我们在《诗品》中看到了诗歌“吟咏情性”说，“情”“物”相感说，创作心理机制——“直寻”说，意境审美特征——“滋味”说和“文已尽而意有余”说。而且，在有些方面《诗品》比《物色》篇论述更加精详：第一，“感人”之“物”在《物色》篇主要是自然景物，是狭义的“景”;而在《诗品序》中既有“春风春鸟，秋月秋蝉”一类的自然之景，更有“楚臣去境，汉妾辞宫”一类的社会图景，已是广义的“景”。第二，“吟咏”之“情”在《物色》篇中兼含喜乐忧悲，在《诗品》中则首推“怨”情。[xxii]钟嵘对怨“情”的偏好似乎逊于刘勰的全面，但从诗学话语自身的发展规律看，这种偏好是在初始的泛论基础上的约取，表明钟嵘已进入对感物诗学诸概念更精细的思考。第三，《诗品》以“直寻”说将感物诗学中的创作方法与寓言诗学中的“环譬以托讽”、“依微以拟议”的创作方法自觉地区别开来，而且，比之《物色》篇的“宛转”、“徘徊”、“往还”、“吐纳”、“赠答”诸多描摹更为集中、精当，更具理论色彩。“直寻”说原文如下：[xxiii]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据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