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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从“义生文外”到“情在词外”

2013-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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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从“义生文外”到“情在词外”

摘要 《文心雕龙·隐秀》篇的“隐”论是以《易》学“隐”论和《诗》注“隐”论为话语前提,是两者的集中与融合,这三种“隐”论都属于寓言诗学范式。“隐”与“秀”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本形态,无论是“隐篇”还是“秀句”都是“意蕴”与“形象”的统一体,而不是相互依赖的两个文本要素。“秀”要求写景鲜明直接,抒情真切含蓄;以景含情,情在景中;自然天成,不假雕饰。“秀”是“感物”的升华和“意境”的经验形态。张戒“撮述”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将《隐秀》篇寓言诗学与感物诗学并行的格局简化为单一的感物诗学形态,这是中国古典诗学假张戒之手在无意间完成了一次话语“置换”,表明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意境诗学已经完全占据了诗学中心,寓言诗学则被边缘化了。

关键词 文心雕龙;隐秀;寓言诗学;感物诗学;诗学范式转换

在关于《文心雕龙•隐秀》篇的研究中,对明末以来《隐秀》篇补文与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称刘勰所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一句的真伪性的争论是一个热点。[i]比较而言,对张戒引文真伪的辨析更为关键,因为这直接左右着对《隐秀》篇原旨的理解。自黄侃和刘永济两位“龙学”前辈认定张戒引文为“真《隐秀》篇之文”[ii]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张戒引文的可靠性几乎不再存有疑义,于是张戒引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龙学”界对“隐秀”论诗学内涵的解读。但是近些年来质疑张戒引文真实性的意见不断出现,代表者前有周汝昌先生,继有陈良运先生。周汝昌先生最早在其《〈文心雕龙•隐秀〉篇旧疑新议》一文中提出张戒引刘勰语只是转述大意,并非抄录原文,而且“这十二字意思与《文心》原旨不相契合”[iii]。接着又在《中国文论[艺论]三昧篇》[iv]一文中重申:“张戒所引《雕龙》之‘文例’,皆非今世严格quotation的性质,只系以意‘撮述’。此点综互检验,真相即显。是故此一‘力证’,并无分毫之真力量。”陈良运先生《勘〈文心雕龙•隐秀〉之“隐”》一文在周汝昌先生观点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这一‘撮述’是不准确的,褊狭的,乃至可说是歪曲了刘勰已阐明的原意。”[v]周、陈二位先生的观点尽管尚未得到相关的“铁证”,却提醒研究者们不要用张戒引文遮蔽了刘勰《隐秀》篇的原始文本,不要用对张戒引文的阐释代替了对《隐秀》篇原初意旨的发掘,否则我们就真的犯了刘勰在《知音》篇所批评的“信伪迷真”(相信引文而忽略原文)的错误。周、陈二位先生的撰述主要是依据刘勰《隐秀》原文质疑张戒引文,力图将人们的眼光导向刘勰的原始文本,为探寻“隐秀”论本义清障。受周、陈二位先生的启发,本节尝试在他们提供的研究平台上再稍作前行,由《隐秀》残篇深入其隐在文本和历史语境,从宏观上探寻“隐秀”论的诗学思想渊源,清理出《文心雕龙》蕴含的诗学范式,进而揭示张戒以“撮述”代“引述”这一无意识诗学话语“置换”行为的深层机制,即是什么性质的诗学语境促成了从刘勰原文到张戒引文的“置换”。

一、“隐”义重解

《文心雕龙•隐秀》残篇保存了该篇开宗明义与卒章显志两个关键部分,对“隐”“秀”两个概念作了足够清晰的界说。[vi]因此,本文即将进行的追索“隐秀”论本义的方法是:立足于《隐秀》残篇的原始真实的文本,从残篇提示的路径进入到支撑《隐秀》篇的隐在文本中去。这些隐在文本构成了“隐秀”论产生的话语前提,它们中既有居于“五经”之列的《易》和《诗》,也有此前或当时的诗歌佳作。通过对《隐秀》残篇及其隐在文本的解读,“隐秀”论的原初诗学内涵会逐渐从重重话语掩埋中显露出来。

《隐秀》现存残篇不到三百字,为论析方便,不妨全部摘录:

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

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

……

……“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气寒而事伤,此羁旅之怨曲也。

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并思合而自缝,非研虑之所课也。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刻取巧,虽美非秀矣。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耀树,浅而炜烨;秀句所以照文苑,盖以此也。

赞曰:深文隐蔚,馀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言之秀矣,万虑一交。动心惊耳,逸响笙匏。[vii]

先考查“隐”。[viii]残篇中对“隐”的论述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直接对“隐”内涵的界定和描述。有如下几句:“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以复义为工”;“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深文隐蔚,馀味曲包”。第二类是用自然事物或文化符号譬喻“隐”的特征。有如下几句:“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辞生互体,有似变爻”。第三类是规定“隐”的理想品格——自然。有如下几句:“并思合而自缝,非研虑之所课也”;“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应该还有第四类,即“隐篇”举例,可惜残篇缺此一类。四类话语中,因为第三类论“隐”的“自然”品格是刘勰论文的普遍标准,并非“隐”的独特内涵,所以可以置而不论。第一类则提供了关于“隐”的最直接的陈述,第二类和第四类则暗示了“隐”论的隐在文本即“隐”论的话语前提。

在第一类关于“隐”的直接陈述中,关键词是“文外”(出现了两次)、“重旨”和“复意”。所谓“文外”即文字之外,文辞之外,准确地说指字面义之外。字面义以外的意思相对于字面义来说就是“重旨”和“复意”。“重旨”和“复意”可以是n层,刘勰并没给它封顶。那么,刘勰所说的“文外重旨”、“复意”和“义生文外”的文论(诗学)旨趣是否与唐宋诗论中的“韵外之致”(司空图)、“情在言外”(皎然)、“不尽之意”(梅尧臣)等命题相同呢?尽管多数研究者持肯定意见,本文却不敢苟同。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刘勰的文外之“义”,具有什么独特的规定性?是通过什么方式潜伏、包韫于文中的?读者又是如何获取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循上述关于“隐”的第二类和第四类论述进入《隐秀》篇的各类隐在文本去钩沉、探秘。

我们注意到,在《隐秀》残篇如此短的篇幅内,取于《易》学的譬喻就有三个:依次是“譬爻象之变互体”,“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辞生互体,有似变爻”。名为三,其实为一,因为喻体都是“互体”。刘勰的反复引譬,说明《易》及《易》学是“隐”论最重要的隐在文本,其中“变爻”“互体”的卦法是“隐”论最直接的话语前提。由于《文心雕龙》的篇章之间具有很强的互文本性,一个概念的论述往往以一篇为主,同时又散见于他篇。尤以《原道》、《征圣》、《宗经》三篇为全书论文纲领,因此三篇互文本性最强。其他诸篇分论往往可以在此找到进一步读解的津梁。三篇总纲中,我们都发现了《隐秀》篇据《易》论“隐”的互文。《原道》篇云:

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