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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上博简《诗论》与《诗》的早期形态

内容提要：本文在澄清上博简《孔子诗论》关于简序排列、篇名隶定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之后，通过比较，着重讨论了《诗论》与《诗序》之间的异同关系。本文认为：《诗序》是周代乐教的直接结果，《诗论》则反映了乐教与乐语之教的融合--是孔子按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造士路线授徒讲学时继承诗教传统，又适应“赋诗言志”需要的产物。在先秦时代的诗学传统中，《诗论》表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诗序》 《诗论》 乐教 乐语之教

结合出土文献进行学术研究，这是近年来文史学界普遍认同的新方法和新趋向。因此，上海博物馆最近整理的战国楚简诗论资料，甫一公布，便受到学者们广泛注意。可以预料，这批资料将积极地影响中国文学史研究，在许多争讼已久的问题上引起重新思考和讨论。例如，从诗经形成史的角度看，这批新资料及其初步整理成果，便包含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整理者把这篇作品分成《诗序》、《讼》、《大夏》、《少夏》、《邦风》、《综论》等六个部分，亦即在作品序列的编排上采用了《颂》、《大雅》、《小雅》、《风》的顺序。其中《诗序》一类，辑录概论诗而不涉及具体作品的简文;其中《讼》、《大夏》、《少夏》、《邦风》四类，分别辑录论及具体篇章的简文;而被归入《综论》类的，则包括所论对象分属于《邦风》、《大夏》、《少夏》的那部分简文。《上博书》的这种编排，意味着楚竹书代表了不同于今本《诗》的另一种结构。按《上博书》第二简云：“讼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屖，其歌绅而逖，其思深而远，至矣。大夏盛德也，多言。”[1]整理者认为，这里“可能存在着不同于《毛诗》的《国风》、《小雅》、《大雅》、《颂》的编列次序”。[2]也就是说，如何理解这篇简文的意义，如何恢复29支简书的原有顺序，这将影响对《诗》的早期形态的认识。

二、从内容上看，《诗论》是和今本《毛诗序》性质相近的一份文献。整理者认为，在这份文献中“从未出现过像《小序》那样将诗的内容极端政治化”的情况，因而判断“小序并非是孔子所论的真传”，而是“汉儒的臆测”[3]。这一观点能不能成立呢?这就有待于对以下两个问题--楚简诗论的内容是否与《诗序》相矛盾?其时代关系如何?——作深入研究了。而这样一来，《诗序》的性质及其在诗经学史上的价值，都需要重新认定。

由此引出第三个问题：“献诗讽谏”、“采诗观风”的古说是否可以否定?还是应当据信为实?因为《诗论》与《诗序》相矛盾的文句，集中见于对国风诸诗的评论，而这种差异很可能是同采诗之制相关联的。

这三个问题的中心，是《诗》的早期形态问题;其具体表现，则是《诗》的文本结构--编排顺序如何、先秦时代是否有《诗序》存在——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与《上博书》整理者有所不同。为此撰写本文，略作申论，希望得到专家们的指正。

一、关于《诗》文本的结构顺序

首先应当讨论的是《诗经》各部类的排列次序。《上博书》把概论《诗》及各部类的简书列于文首，判其次序为：

第一简：行此者其又不王乎?孔子曰：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

第二简：寺也，文王受命矣。讼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屖，其歌绅而逖，其思深而远，至矣。大夏盛德也，多言

第三简：也。多言难而悁怼者也，衰矣少矣。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孔子曰：唯能夫

第四简：曰：诗其猷平门，与贱民而

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又罢惓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

 

上述排序表现了相当明显的逻辑缺陷：其一，第一简是对诗与志、乐与情、文与言之关系的综合概括，而其余三简则论述讼、雅、风的基本特点与社会功能。诗与情志的关系和诗的社会功能，这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不应放在同一个意义环境中来讨论。其二，第二、第三简已分别述及《讼》、《大夏》、《邦风》，不必在其后又加一句总论性的评语“诗其猷平门”，然后又回过头来评论《邦风》。而且，从句式与意义的完整性上来说，第四简包含两个比较完整的意义段落;前一段落论及“邦风”，后一段落(“民之又罢惓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则不再是对《邦风》的评述，而应当是针对“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的《小雅》而言的。所以，跟在这一句话之后的，应是“少夏是也”。此简实质上已经显示了《诗论》论诗的逻辑顺序：先总论诗“诗其猷平门”，然后分别论及《邦风》和《小雅》。那么，在同一语境下，是否也有对《大雅》与《讼》的评论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被《上博书》归入《讼》下的第五简正好有“氏也，又城工者可女，曰讼氏也”等辞，其句式与第四简论《邦风》之语相同。首辞“氏也”二字，必是“《大雅》氏(是)也”的阙剩之文。这就是说，在第四简与第五简的残存辞语之间，阙失的除了“《小雅》氏(是)也”与“《大雅》”等辞以外，应有一句评述《大雅》的、类似于“与贱民而

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或“成功者何如”的问句。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诗论》论诗的顺序与《毛诗》《国风》、《小雅》、《大雅》、《颂》的次序并无二致。也就是说，《诗论》时代的《诗》，在类的编排上与今本《诗经》无别。

 

为什么我们能够依据第四简隐含的“诗”—“邦风”—“少夏”的顺序，断定《诗论》论诗的顺序与《毛诗》的排列相同，而不同意《上博书》得出的《讼》、《大夏》、《少夏》、《邦风》的结论呢?因为《上博书》整理者的依据是第二简(其文見上)。这支简书在关于《讼》、《大雅》的评述之前，有“寺也，文王受命矣”一句，显然是对某一具体诗篇的评述。而同样涉及“受命”之辞的简文则有被《上博书》列为第七简的一段文字：“怀尔明德害，城胃之也。又命自天，命此文王，城命之也，信矣。孔=曰：此命也夫。文王隹谷也，得乎?此命也。”“怀尔明德”当引自《大雅·皇矣》“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云云，言文王受命之事;“又命自天，命此文王”当出自《大雅·大明》——《诗序》有云“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云云，亦言文王受命之事。由此可知，此“寺也，文王受命矣”一句，应是接在第七简之后的。这就是说，第二简对《讼》与《大雅》的评论，是紧接在具体的作品评说之后出现的，是在分说之后对作品特点的一种总体概括。这种概括不一定要依据固有的类别顺序一一进行，因而也就不足以成为判断诗文本排列次序的依据。

二、关于《诗论》与《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