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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简《孔子诗论》与孔子诗学理论之探析

2013-01-14

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事毕,赵孟谓叔向曰:“令尹自以为王矣,何如?”对曰:“王弱,令尹强,其可哉!虽可,不终。”[31]

《大明》即《诗·大雅·大明》。《孔子诗论》:“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出《诗·大雅·大明》。令尹赋《大明》,以自光大,以为天将授己大命,赵孟谓之“自以为王”。赵孟赋《小宛》,委婉戒之。《孔子诗论》:“《小宛》其言不恶,少有佞焉。” “佞”是巧于言辞的意思,“其言不恶,少有佞焉”是说批评比较委婉1。《大明》、《小宛》在以上“赋诗言志”过程中所体现出来“志”和《孔子诗论》所论述的完全一致。

《左传·襄公十六年》:

冬,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今按:指齐侵鲁之事)。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与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齐人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请。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领西望曰:‘庶几乎!’比执事之间,恐无及也。”见中行献子,赋《圻父》。献子曰:“偃知罪矣,敢不从执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鲁及此!”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鲁无鸠乎!”[32]

《圻父》今作“祈父”,即《孔子诗论》中提到的“誶父”。《毛诗·小序》:“刺宣王也。”[33]《毛传》:“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34]《毛诗序》谓之“刺宣王”未必准确,但诗中确有讽刺之意。《左传·襄公十六年》杜预注:“诗人责圻父为王爪牙,不修其职,使百姓受困苦之忧,而无所止居[35]。”穆叔借用《祈父》讽刺晋国身为盟主却不承担盟主应有的义务,对方心领神会。《左传·襄公十六年》的这一事件正体现了“《谇父》之刺”。

《孔子诗论》:“《黄鸣》则困而欲反其古也。多恥者其病之乎?”《左传·文公六年》记载秦穆公死,以三良从葬。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36]。《黄鸟》诗句中有“临其穴,惴惴其慄”,描写三位大臣在临下葬时内心的恐惧,大概就是《诗论》中所说的“困而欲反其古”、“多恥者其病之”。

《孔子诗论》:“《鹿鸣》以乐词而会,以道交,见善而傚,终乎不厌人。”2《左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在病危中告诫群大夫一定要重视礼仪,孔子对此有所感发:“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37]正是《孔子诗论》所谓的“见善而傚”。

《孔子诗论》:“《蟋蟀》知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郑伯享赵孟于陇,郑国群大夫各自“赋诗言志”。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杜预注:“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38]《蟋蟀》出《唐风·蟋蟀》,其中有“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无已太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之语。《毛诗·小序》:“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39]《毛诗·小序》为汉人所作,对诗本意多有曲解。结合《左传》,当杜说为长。“良士瞿瞿”、“良士蹶蹶”意为“良士”为国家命运担心,整日忧心忡忡。。印段赋《蟋蟀》表达的正是 “知戁”,所以赵孟称之为“保家之主”。

三、结论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上博简《孔子诗论》对《诗经》的评论方式和《左传》中引用《诗经》所表达的意志内涵基本一致。以《左传》为代表的春秋时期在“赋诗言志”时的基本原则是通过“引譬连类”和“断章取义”以“感发意志”,从而达到表达志向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赋诗者和观诗者所关心的只是诗句本身可能含有的潜台词,而根本不触及到“作者”那里去,这也正是文章开头所讲过的孔子诗学理论的基本特点。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左传》用诗情况内在的一致性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推断:上博简《孔子诗论》所代表的诗学理论和反映在典籍文献中的孔子诗学理论是完全一致的,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基本特点是:强调诗的政治功能和实用功能,诗的价值完全体现在作为一种外交语言所具有的赋诗言志、达政、专对的政治功能上,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讲述的就是诗的这种功能。如果说典籍文献中孔子关于诗的只言片语只是显示了孔子诗学理论冰山一角的话,那么上博简《孔子诗论》则向我们展示了孔子诗学理论的整个框架。了解了孔子诗学理论的这些特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上博简《孔子诗论》和《诗小序》有如此大的区别。《诗小序》认为《诗经》多“美”、“刺”之言,这实际上是汉儒有意无意地试图从诗歌的创作主体即“作者”那里寻求诗的真义,而这种诗歌评论方式是在孔子以后才产生的,孔子所关心的只是诗作为一种特殊语言所具有的实用功能。两者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不同,所得出的评论自然不同。

注释

1此字原书无释,今从李零释。见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民国91年(2002年)。

2原释文作“以道交见善而傚”,中间无逗号。李零释作“《鹿鸣》以乐始,而会以道交,见善而傚,终乎不厌人”。见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民国91年(2002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