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惟玩景物 ，亦欲 虑心素。

所谓“穷愁著书”、“泄为山水诗”，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平之鸣”。

贬谪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普遍地表现出对宦途的失望与无奈。但是，从不同的贬谪文人那里，我们也看到了在不同的人生哲学和人格的指引下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

柳宗元在任永州司马时，曾一度心灰意冷地对友人说：“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慄为幸，敢有他志?”[7](第489页)然而观其在永州期间创作的诸多寓言小品，如《骂尸虫文》痛斥“淫谀谄诬”的小人如尸虫般可恨，《斩曲几文》中大声疾呼“谄谀宜惕，正直宜宣”等，讽刺犀利，感情充沛。可见其压抑下的斗志。在柳州任上，柳宗元也没有因为被移至穷僻之地而彻底绝望，而是在当地继续推行改革。《旧唐书》本传载其到任后即革除典卖男女的弊俗，受到乡人的欢迎，又与百姓一起整治环境、移风易俗，做了不少工作。柳宗元于四十七岁卒于柳州后，当地百姓为之立祠纪念。

与柳宗元堪为对照的是白居易，在其后期人生态度一转为随缘任运、出入佛老。前引《读谢灵运诗》作于他在江州任上。他在贬谪忠州时，也曾有诗云：

谏诤知无补，迁移分所当。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身同老丘井，心空是道场。(《郡斋暇忆庐山草堂多叙风贬官以来出处之意》 )

后期又有《不如来饮酒七首》诗云：

莫入红尘老，令人心力劳。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又如《自觉二首》其二云：

誓以智慧水，永洗烦恼尘。

与白氏前期慷慨谏词，不避祸害的诗作相比，真令人生恍若隔世之感。至于元稹后期交结宦官以为援引，则更是附和世俗、随波逐流的典型例证了。

唐代初期的贬官制度，尚有着维护皇权、遏制腐败、整肃吏治的综合功能，笼罩着一层开明的光环。中后期则逐渐蜕化，成为了专制势力打击正直、迫害异己的手段。尚永亮教授曾经指出：“由于在封建社会中，任何政治上的宽松都是有限度的，在所谓的开明背后，时时闪动着千余年来一以贯之的严酷的专制巨影。”[12](第 页)这于是便造成了多重的伤害。首先，它直接地伤害了被贬官员自身及其家庭，给他们的身体与心理造成深重的不幸。其次，它严重地损坏了唐代的政体。君主专断、宠臣弄权导致的失误使得士大夫普遍丧失希望，其负面效应更造成广泛的吏治腐败，并最终酿成唐王朝的崩溃。最后，它所堆积的冤错案例成为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其中深蕴的悲怆、凄凉的气质，积淀为民族的悲剧性的文化心理，从而对于民族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1] 魏征等。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

[5] 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

[6] 曹寅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

[7] 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8] 刘禹锡。刘禹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9] 计有功。唐诗纪事校笺。王仲镛校笺。成都：巴蜀书社，1989。

[10]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1] 岑仲勉。隋唐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 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台湾：台湾文律出版社，1993。

(作者系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教授、研究生)

作者：李中华 唐磊 [2001-7-5 20: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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