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元代，汉水流域一带，粮食作物和蔬菜果品如马可.波罗所记的兴元路(今汉中) “彼筹收获麦稻及其他诸谷，量多而价贱。缘土地肥沃，宜于一切种植也”[27]。经过夹谷龙古带“垦田败千顷，灌以龙江之水”后，“收皆亩钟，敖庾盈衍”[28]。当马氏由华州起程到京兆府城(陕西西安市)见到该地“工商发达，树木园林既美且众，田野桑树遍布，此即蚕食其叶而吐丝之树也”。其注一云：“陕西气候在马可，波罗以后大有变化。天气甚寒，已不复种植桑竹，须至西安府东南三百公里汉水上之老河口。始见有纺丝者也”[29]。

二、整治和保护政策与工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元代汉水流域的工商业頗为发达。其重要因素在于，一是流动人口的增加，促进了手工业品和商业服务需求的增长。二是元政府曾把北方一些地区的工匠迁到汉水流域一带。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徙甘、凉御匠五百余户于襄阳”[30]。如此多的御匠来到襄阳，对促进当地手工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三是元代汉水流域交通线路的开发比前代有了新进展，遍及各地的驿站构成了一幅密集的交通网。便利的水陆交通带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31]。

1、手工业发展提供了交通工具和商品与市场。元代汉水流域的手工业发展一方面因农业发展为其提供了原材料，同时也是在前代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而不断发展的。

造船业。鄂州、襄阳历来都是造船的重要基地。在武昌，两宋时期、由于造船数量的大幅度增加，船舶体积不断增长增高，可以看出造船工场规摸在不断扩大。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赵匡胤为平定江南，曾遣使前往荆湖地区“造大舰及政黑龙船数千艘”[32]。南宋时，由于鄂州一带造船业发展很快，屯驻于此的军船数以千计。陆游在描述鄂州江面上举行的一次军事演习时，有过这样的精彩描述：“大舰七百艘，皆氏二三十丈，上设城壁楼橹，旗帜精明，金鼓镗鞈，破巨浪往来，捷如飞翔”。船舶规模之宏，航行速度之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可观的。后来虽在庆元六年(1200年)、嘉定十六年(1223年)和嘉定十七年(1224年)的三次暴风中被损毁800多艘，但直至宋末，常驻此地的战船仍达数千艘之多。咸淳十年(1274年)，元军在攻拔汉阳的战斗中，一次就焚毁宋军战舰3000艘。当然，这些船舶并不全由鄂州承造，但由鄂州承造一部分完全可能，否则，对于元末陈友谅大造樓船之举，便无法作出圆满的解释。

到元代，鄂州造船具有相当雄厚的基础。贾居贞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即于武昌路“造船百效(十)艘，驾以水军”[33]以增强武昌路的社会秩序。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廷欲东征日本.大造海舟，时镇戍鄂州的郑制宜“造楼船何家洲”[34]。次年，为利用济州河运粮京师，又命江南三省(指江浙，江西、湖广)造船3000艘。元末。南方红巾军倪文俊在鄂、汉“联巨舟为阵，楼船高十余丈，绵互数十里，望之如山”[35]。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建都武昌的陈友谅在江州一战中被朱元璋打败，为与朱元璋决战，大造楼船战舰，加紧训练水师。未及两年。便造成楼船数百艘，练就水军号称60万。

对陈友谅所造战舰，史料中是这样介绍的：陈友谅“大作舟舰，高数丈，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自谓必胜，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兵号六十万，攻南昌”[36]。船高达数丈，其长至少也在几十丈以上。船的设计也颇见匠心，通船分为三层，而且层层置有走马棚，并有相当坚实的夹层，以便上下层之间，人马各不相扰。为使如此庞大的船体能迅速前进，船上置有几十只橹，并以铁裹之，暗藏船腹之中，装饰也很漂亮，全是丹漆饰之。若以600艘计，每船平均载1000人，包括马匹及各种辎重在内，净载重量大约在1500吨左右。没有相当水平的造船技术和一批精通于设计、绳墨，锻造、油漆等技术的各种造船工匠，要造出如此众多、如此规模的战船，是不可能的。为承造这批战舰，当时汇集于此的造船工匠可能数以万计。

在襄阳.至元十年(1273年).綦公直行荆南等处招讨司事，时元军正进攻襄阳，“枢密院命(綦公直)督造战舰，运舟”[37]。同年六月，“敕襄阳造战船千艘”[38]。就这两次造船来看，第一次命其督造“战舰、运舟”，说明规模不会小.攻下襄阳的当年，元朝又命其“造战船千艘”，可见襄阳路地区其打造船舶的能力及造船作坊的规模都不会小。

丝织业。元代的丝绸生产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元史·立智理威传》记载：“湖广岁织币上供，以省臣领工作，50使买丝他郡，多为奸利，工官又为刻剥，故匠户日贫，造币益恶。立智理威不遣使，令工视贾人有藏丝者择买之，工不告病，岁省费数万贯。他郡推用之，皆便” [39]。从元代官手工业所置局院有“鄂州诸色人匠”“提举从五” (官名及品级)。又“诸色人匠”中有“武昌”“同提举正七”[40]。说明武昌路有元朝官府经营的丝织业作坊，匠户为数不少。上供织币，本应因地所产，在任贪吏，为了从中渔利，上下其手，使织品质量下降。同时。工官对织工匠户过于“刻剥”，挫伤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所以织币“益恶”。立智理威从大德十年(1306年)调任湖广行省左丞，改善经营管理，择优购买本地所产丝原料，既节约了成本，又提高了织布质量。立智理威堪称封建官吏中之难能可贵者。马可·波罗在南京(今河南开封市)见到该地“有丝甚饶，以织极美金锦及种种绸绢”。抵襄阳，盛赞襄阳是“一种繁盛工商业之中区.……产丝多，而以制造美丽织物”[41]。棉织业是汉水流域元代新兴的手工业项目。据《元典章》载，至元四年(1267年)七月，樊城的棉布200多匹经过山西运往山东货卖[42]。王祯说：“非丝非管声咿轧，村南村北响相答”。反映了当时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比较发达。丝棉副业，一方面满足农家全家的衣着之需，另一方面把产品作为赋税交给国家。

瓷器和建筑。元代的瓷器产地遍及全国。无论数量、质量上都很可观。武昌湖泗一带古瓷窑址堆积瓷品渣滓不少。宋、元两代是湖泗民营瓷窑生产和“灵泉古市”(覃庙)最繁盛的时期，这里人烟稠密，聚集着张、沈、邹、李、樊、曾、杜、董等大姓氏。号称灵泉“八大名家”，载入明、清地方志书。至今覃庙还有一个名叫“窑咀”的滨湖地带，想必是昔日与瓷器的运输有关而得名[43]。兴元(今汉中)经过兵灾之后，夹谷龙古带行省兴元。“官舍居第，皆高榱巨栋，重棄牡瓦，宏壮奇丽，可在承乎旧宇之上，亦志不苟然也”[44]。

手工业的发展最能反映地方经济的特色。汉水流域手工业以当地资源为原料，发挥各自的优势，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手工业促进了工业繁荣，它不仅提供了交通工具(船、车).还提供了商品与市场。就市场而言，船工需要粮食、薪炭、制船工具，制瓷工人需要粮食、薪柴、铁、木工具等等。各个手工业行业之间互为市场、加上与邻州的经济交流，商品交换必然发达。

2、繁华的港区和便利的水陆交通带动了商贸的繁荣。元代汉水流域的商业是比较繁荣的。这与南北大统一，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水陆交通的发达以及元统治者对发展商业贸易予以重视和保护都有密切的关系。元军攻占襄阳，鄂州等商业城市后，都实行了“通商贩”，“商者就途”政策，禁止军民剽夺商贩，保护商贩正常贸易。另外，元代实行三十税一，甚至四十税一，六十税一的商税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商业的发展[45]。同时.元代汉水流域的商业也是在宋代工商业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宋代，鄂州(即今武昌)对岸有汉阳(今武汉市汉阳区)军。当时鄂州港埠在经济、军事上地位都十分重要。这里为”荆襄之肘腋，吴蜀之腰脊，淮南江西为其腹背.四通五达……城内外生齿繁盛……兵民错居，商旅辐辏……”[46]。宋时在鄂州设有铸造铜币的宝泉监。南宋时鄂州是长江中游著名的军商合一大港。此时，鄂州、汉阳港区，上起鹦鹉洲、刘公洲，下至阳罗洑、青山矶，码头互相毗邻，已成为港口整体[47]。乾道至淳熙年间，港区最为繁华。陆游在此泊舟于税务亭，见到在港船舶“不可胜记”[48]。范成大在《吴船录》卷下中记述船泊鄂州时的情景：”鹦鹉洲前南市沿江数万家，廛樯跏ⅲ?兴寥玷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