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领域的卓识，还反映在他关于史学同经学、子学之关系的认识，关于对史学史之古今论述的重视，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标准和原则等，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新认识。这在《中国通史纲要》一书反映得尤为清晰。本书原是写给外国读者阅读的。但是，作者通过这部书在探索中国历史的进程及其阶段性特点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可以认为是突破性的创获。如对于中国历史划分阶段的看法，白寿彝先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不仅表现在对于纵的段落的划分，更重要的是在对于每一段落的时代特点的把握。具体说来，白寿彝先生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中外关系的发展等五个方面的因素，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并以此论证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不同的特点;认为与此相适应的是地主阶级经历了由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到官绅地主的变化;同样，农民阶级也相应地由编户农民、荫附农民转变为佃农;认为封建社会的这一发展过程，在剥削关系上反映出国税和地祖由统一到分离的发展过程，而这个发展过程同地主阶级的变化、农民阶级的变化、农民起义口号的变化、封建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等等，是一致的;认为民族杂居地区和广大边区的封建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作用重大，也具有划分历史阶段的意义。白寿彝先生的这些精辟的见解，或发前人之所未发，或推进了前人的见解，显示了他对于中国通史之研究和撰述的全局的器识与创新的精神。

提出并论述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这在《中国通史》第一卷中集中地反映出来。作为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导论，它的基本宗旨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史实，一是阐述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二是阐述《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上的理论依据和基本要求，三是阐述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这些阐述，填补了历史理论研究与中国历史研究这两个方面的一些空白，有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如：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问题，认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逐渐形成起来的。提出了统一的四个类型的论点，即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

——关于历史分期，认为：分期问题的讨论不要局限于中原，要努力在全国范围内考察，应当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的状态上掌握一个时期的整体性。提出了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的见解，而分期的标准，应当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地主阶级身份的变化、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民族地区和广大边区的发展变化、中外关系的变化等综合考察的标准。

——关于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厘清了地理条件决定论和承认地理条件对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二者之间的界限，提出了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的理论认识，即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关于生产者，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突出了直接生产者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直接生产者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方面看待，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问题作为中国历史之基本理论看待。

——关于生产关系、阶级结构：提出了封建社会中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封建社会阶级结构的等级以及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中之居于主要的矛盾方面的论点，并把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官绅地主视为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变化的四个阶段。

——关于国家职能：全面阐述了国家职能，即国家不仅具有统治职能，还具有社会职能，认为简单地把剥削阶级掌权的国家看成是一无所取，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

——关于中国通史编纂的形式：提出了新综合体的理论和框架，阐明了《中国通史》以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部分结合而成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优点，为中国通史编纂开创了一种新的形式。

——关于中国与世界;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之连续性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二是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同时阐述了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

以上这几个方面，都显示出了本书的理论创新。

白先生在史学上的卓识，远不止于这里所列举的。这里仅就民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方面略举数例，概而言之。但仅此而论，我们确可窥见这位博洽、专精、卓识的史学家的器局和风采。

三、新时期中国史学的一位杰出的建设者

学术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时期的学术，都有它的代表人物。新时期的中国史学也有它的代表人物，白寿彝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因为：白寿彝先生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的一位杰出的建设者。其根据如下：

第一，他同侯外庐、胡绳、刘大年等老一辈史家代表了这个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即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方向。在这个问题上，白先生始终是态度坚定的和旗帜鲜明的。在“文革”刚刚结束后不久，他在1978年的一次讲演中指出：

理论方面有两个问题，一是理解，一是运用。理解上，要求完整地、准确地学习，不容易。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就是不能离开经典著作的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去理解当时的论断。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理解经典著作，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当然这要下更大的功夫。在运用上，往往在理论运用上运用得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求理论上的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让理论僵化，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有这样的认识，要有这样的责任感，也要有这样的气魄和信心。这样，对我们提高信心、推动科学发展才有利。如果光是在那里绕大圈子，没有一点创见提出来，那么，研究工作的意义不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详细占有材料，得出新结论，就是创造性的结论，就是发展。(注：《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328页。)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白寿彝先生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总的认识。在这篇讲演中，他还着重分析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对于拨乱反正，给人以许多启发。他在1982年和1983年两次著文，较早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了初步总结(注：分别见《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639-649;《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载《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反映了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历史的科学认识和对其前景的充满信心。1983年，白先生在《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进一步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蓝图和模式，他说：

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基础上来进行工作。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310页。)

这个问题提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一方面是，把中国史学遗产研究的重要性，提高到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高度上来认识，从而为研究中国史学确定了位置、明确了方向;又一方面是，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同总结中国史学遗产联系起来，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点找到了具体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在这篇讲演中，白先生就“历史资料的重新估计”、“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对外国史学的借鉴”、“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对于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白先生在新时期的史学工作都是按照他所坚持的方向进行的。他对他的同事和学生，也都是按照这个方向去要求他们的。在他的周围，形成了这样一个史学群体，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方向，建设和发展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奋斗的目标。

第二，他大力阐发史学工作的社会作用，反复论说历史教育的现实意义。白先生作为一代史学名家，享誉海内外，但他并不是一个只关心学术研究的一般学者，他的可贵的精神在于，他始终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关注着全民族对于历史前途的认识和信念，并把史学工作同这种密切关注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结合在一起。正因为如此，他在新的历史时期，始终不渝地反复论述史学的社会作用，提倡积极开展历史教育。上文提到，白先生在1983年出版了《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一书(注：《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他在这书的《题记》中作了这样的自我剖析：

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四十四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还要多几年。这实际上，不管我持的立场和观点怎样，都做的是历史教育的工作。但长期以来，我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工作，是客观地研究历史问题的工作，没有自觉地把这个工作跟现实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这是历史教育的工作。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意识到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把史学工作跟教育工作联系起来。1981年夏，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我开始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遇到适当的场合，我就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我对这个问题考虑得还很不成熟，在发言内容中，有先后不完全相同的地方，也可以说有不断发展的地方。现在也把这些讲话的记录汇集在这里，供同志们参考、批评。

这是一位有高度责任感的史学家在向人们吐露自己的心声;同时，也是一位有影响的史学家在倡导更多的史学工作者都能有这种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这将极大地促进史学工作的开展，促进史学工作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这样一个事实：白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白寿彝史学论集》中，关于“历史教育”的论文、讲话，被编辑在显著的位置，而其数量竟有20篇之多，其中有16篇产生于1981年以后。

古往今来，论历史教育的人很多，也有不少卓见。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有超出一般论历史教育之处者，在于他不仅是从史事方面阐述历史的教育作用，而且是从史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功能方面阐述历史教育的作用，尤其是他更从史学史的视野来阐述历史教育的必要性及其社会价值。白寿彝先生认为：“研究史学史是大工程。史学史就是研究历代史学家对过去的看法，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同有关的不同时期的历史结合起来，看看他们受了时代的什么影响，看看他们如何影响社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学的科学成就。要从史学史的学习、研究上，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吸取外来的新的血液，对推动历史前进这一问题上一定要清楚一些，要不辜负我们这个时代。史学史工作是一生的事业，也应该发展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96页。)。这些话是对青年史学工作者讲的，但它涉及到了历史教育的许多问题。从客体来看，历史上的史家如何看历史、看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如何受时代的影响和他们如何影响社会。这里饱含着辩证法思想。从主体来看，总结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推动历史前进、不辜负时代的要求，以及如何正确看待史学史工作。这里也饱含着辩证法思想。同时，主体与客体之间，也是建立在对立统一原则基础上。这就是从史学史的知识、见识、责任和视野来看待历史教育的价值和意义。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在史学工作和社会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实际意义。首先，它把关于历史教育的认识从一般属于实用的或感性认识的阶段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其次，它提高了人们对史学史之社会意义的认识，有益于人们对史学史的深入研究。可以认为，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和论著，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反映。

第三、他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工作的组织者。白先生做了许多学术组织工作，产出了许多史学成果，扩大了史学工作者队伍，增强了人们对于史学工作的信心。白先生通过编纂《中国通史纲要》一书，迅速地使他自己和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从十年动乱的阴影中走出来，重新踏上了历史研究的征途，赢得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也“赢得”了这部影响广泛的“小通史”的出版(注：《中国通史纲要》自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来，至今已有27次印刷，累计印数多达94万余册。)。他组建史学研究所、主编《史学史研究》学术季刊，吸引了、团结了和锻炼了一批史学史研究者，直接和间接地推动了这个学科的发展。他主编《史学概论》一书，增强了参与撰写此书的同事们的理论兴趣，也为高校增添了一本新教材，并在此基础上举办了史学概论讲习班。他主编《回族人物志》，为北京、宁夏等地研究回族史的朋友创造了一个发挥专长的机会，也为全国的同行继续回族史研究摸索了道路。尤其要强调的是，他以70岁高龄，提出编纂多卷本《中国通史》的计划，在全国500多位学者、同行的支持下，历时20年，终于实现了撰述目标，在很大的范围内推动了人们对中国通史的研究和认识。他在许多学术团体中担任职务，对有关学术团体开展学术活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许多事实表明，他不止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他还是一位杰出史学工作的组织者。

第四，他完成了一件宏伟的世纪工程。这就是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的编撰和出版。《中国通史》是一部巨制，它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鲜明的理论体系。《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认识，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作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其中大多属于历史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也有属于史学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对这两类理论问题，《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地、更加引人入胜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体裁新颖而具有民族特色。白寿彝先生吸收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形式，并以新的历史观念、新的认识水平，制定了一种“新综合体”用于《中国通史》的撰写。全书除第一、二卷外，其余十卷都各包含四个部分：一是序说，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历史资料、研究状况、存在问题和本卷撰述旨趣。二是综述，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民族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勾勒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轮廓，便于读者明了历史发展大势。三是典志，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种制度及相关专题，丰富读者对“综述”部分的认识。四是传记，记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展现“人”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作用和历史地位，进一步丰富了读者对“综述”和“典志”的认识，从而增强了历史感，所生兴味更加浓厚，所得启示更加深刻。20世纪以前，中国史书多以纪传体、编年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四种体裁为主要表现形式;20世纪以来，章节体逐渐代替了上述各种体裁。《中国通史》以章节体的形式而注入纪传体等传统史书体裁的风格，把古今史书体裁的优点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综合体”，从而容纳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活泼了历史编撰形式，使其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这不仅给人们以耳目一新之感，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对中国历史可以有一个全局的、立体的、动态的认识。

反映了最新的学术成就。《中国通史》各分卷主编多是有关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且又约请了许多专史研究的学者参与撰述，可谓人才之荟萃，史识之检阅，故在学术水平上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新成就。如第一卷《导论》对有关理论问题所作的系统论述，是目前关于中国历史之理论认识的最有分量的著作。第二卷《远古时代》，吸收了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重要成果，重构了对中国远古时代历史的认识，是历史研究同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又如各卷的“序说”，是学术性极为突出、要求十分严格的一项内容，第三卷至第十二卷对此都有独到的阐述，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再如各卷“综述”对大事的提纲挈领，“典志”对专题的钩稽爬梳，“传记”对历史人物的抉择去取和描述评论等，大多反映出著者的独立见解。

作为一部历史巨著，《中国通史》同许多鸿篇钜制一样，或许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甚至也难免有个别的讹误，但它的成就和影响，却是无可替代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将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著名史学家戴逸教授在1999年所评论的那样：

白老是老一辈史学家，现已九十高龄，可说是鲁殿灵光，岿然屹立，是我们的表率。尤其令我们钦佩的是，以九十高龄完成《中国通史》巨著。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这是白老心血所萃，是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是他献给本世纪的珍贵礼物。

戴逸教授强调《中国通史》“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是真正的通史”。“它时间跨度最大，从远古时代一直到1949年。它内容最丰富、最全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环境、典章制度、科学技术，几乎无所不包。它纵通横通，是真正的通史，改变了以往许多只有历史事件和制度，偏而不全，略而不详的缺点。”“这是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通史。这部通史不仅详细而且有创新，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又向前推进。”(注：见许殿才《七十年心血铸就的丰碑——“祝贺白寿彝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侧记》，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戴逸教授的评论，反映了史学界许多同行的共同认识，具有突出的代表性。

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巨著。它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它对于全国各族人民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正如江泽民同志在给白寿彝先生信中所指出的：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我提倡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要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

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注：见《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随着岁月的推移，《中国通史》的这种作用，一定会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来。

从爱国者走向马克思主义者，这是20世纪一大批史学工作者所走过的共同道路。作为一位博洽、专精而又满怀卓识的史学家，这只有那些勤奋、多思、富于创造精神的史学工作者才可能达到的境地。作为一个时期的史学之杰出的建设者，更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史学家才能做到的。白寿彝先生以自己毕生的勤奋和追求，理论和实践，确定了自己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的位置。

威廉希尔app  文学论文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