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具有疑古辨伪观念的进步史家中，对顾颉刚先生影响较大的是郑樵、姚际恒的崔述。顾颉刚先生曾自述：“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解释。”在郑、姚、崔三人的启迪下，“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9)这里，特别值得我们论析的是崔述对顾颉刚先生的影响。崔述(1740—1816年)，字东壁，是十八世纪一位默默无闻的学者。在乾嘉之世，在以烦琐考据为最大特色的专门汉学盛行的年代里，崔述“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存于胸中”，既不象汉儒固守家法师说，亦不似宋儒专以己意讲求义理，而是远承司马迁治史之法，坚持“考而后信”的求实立场。他竭毕生之力著述而成《考信录》，“不敢以载于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以为实言”(10)。他以“经”为信史，以经书里的记载驳斥诸子及后儒附会于古史中的种种神话传说，相以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真相。崔述的研究方法及古史观点，给予顾颉刚先生以重大启示。他们疑古的方法、研究古史的方法，都是“剥皮主义”的方法(11)，这种方法具有比较明显的进化特色。他们因为深信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信有什么“三代盛世”那样一个灿烂的上古时代;他们不仅怀疑上古时代、而且认为这传说中的古史体系是随着历史的流变而逐渐造成的。崔述说：“世益古则取舍益慎，世益晚则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近世以来……乃始于庖羲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12)顾颉刚先生则说：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只期愈长。”比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代，到汉以后有盘古(13)。如果我们把崔、顾二氏的观点作一比较，则不难看出他们不仅观点相同，而且论述时所取例证都甚相似。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史学史上疑古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时，他的疑古思想又深受晚清今文经学家思想的影响。今文经学是晚清的一股学术思潮，它对近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与思想文化均有很大影响。晚清今文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有三点：第一，晚清今文经学家打破儒家所谓孔子以前“道统”与“王统”合一，孔子以后“道统”与“王统”分离的传统观念，认为古文经学家讴歌的三代质文礼制并非真正存在于古史上的典章制度，而是周、秦诸子托古改制的理想。第二，晚清今文学家否定了古文经学家的退化史观，指出历史的发展只能是时愈久而治愈隆。第三，晚清今文经学家不相信古文经学家的经典和经说，认为古文家特有的经典(如《周礼》、《左传》等)和经说(如费氏《易》、孔氏《尚书》、《诗毛传》等)都是伪书。总之，晚清今文学家以其进化史观转变了中国史学的风气，以其大胆的怀疑精神诱发出人们要求对一切古史作重新估价的愿望，诱发出人们要求在严格审查史料的基础上重新研究中国古史、探明古史真相的愿望。所以，可以说晚清今文经学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文化的动力”(14)。
从学术渊源上看，顾颉刚先生曾从康有为的思想中获得直接启示。他曾服膺于章太炎的学术，愿意随从章氏学风，用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但自从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虽对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所说孔子作“六经”的话很不信服，但对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大胆的怀疑精神怀有十分的敬意。顾先生认为，康有为的上古史事茫昧无稽之说是极恹餍理的，康有为关于“六经”中掺杂着许多儒家托古改制政治观念的思想是不容置疑的。他说：康有为等晚清今文经学家的思想，使人“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实在比较从前的辨伪者进了一层”。他自己及整个古史辨派推翻古史的动机就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15)
历代疑古辨伪优良传统与晚清今文经学家的思想，都对顾颉刚先生有过较大影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顾颉刚先生与那些古代初学者及晚清今文学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区别。古代学者大多脱不出儒家范围，他们疑古、疑经、辨伪，都是极有限度的，其最终目的是捍卫儒家圣道。比如崔述，在古代可以说是一位怀疑精神最为强烈的学者了，但他的信仰和孔际的气味仍很重，他的疑古思想中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儒家成见，他著书的目的在于驱除妨碍圣道的东西，辨伪只是他的手段(16)。康有为等晚清今文学家的疑古辨伪，也只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真正目的乃是把自己塑造为现实社会中的改伪，是近代政治家的辨伪。顾颉刚先生做的是疑古疑经辨伪的工作，这从形式上看，与古代初学者及晚清今文经学家并无二样，其实却是有本质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们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们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17)顾先生致力于疑古辨伪工作，不是为了推倒封建偶像而树立别一种权威，而是为了彻底驱除传统史学中的宗教迷妄，考辨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相，建立真实的、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他在考辨古史过程中，毫无家派成见，坚持客观主义立场，特别注重运用近现代的科学方法来分析研究历史事实。这是顾颉刚先生疑古思想的一大特色。
三、方法论与学术成就
“五四”以后，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信古”、“疑古”、“考古”、“释古”四大流派。“信古”派，抱残守缺，坚持封建主义史学立场，是“五四”后中国史学界的一股逆流。王国维先生创始的“考古”派，把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相参验，以甲骨证商史，以金文证周史，“补证纸上之材料”，“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18)他们在中国古史研究上或者说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诂考证工作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奠定真实、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坚实基础。“释古”派，以近现代的科学方法将史料融会贯通，“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19)，不仅要阐明历史的真相，而且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与“信古”派持反对立场，力图扫荡不科学、不真实的古史传说;与“考古”派态度相近，力图建设真实、科学的古史体系。“疑古”派与“考古”派的工作，是“释古”派史学研究的前提。所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及其学术实践，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顾颉刚先生考辨、研究古史，运用的是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方法。顾先生学习并运用这些方法，主要得益于他的老师胡适。他曾说，二十年代初期，听了胡适的讲学，读了胡适发表的文章，不仅知道最合自己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而且从中领悟并接受了史学方法。这方法就是考辨古史，“不但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逐渐演变的线索”。研究历史，必须“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20)但是，顾先生与胡适又有着本质区别。第一，“五四”前后，胡适把反对封建主义作为“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21)，但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作为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胡适在政治上是始终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顾颉刚先生继承胡适早期思想中反封建的积极因素，而对于胡适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政治立场是反对的。顾先生曾宣称：“我自己决不反对唯史观。”“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22)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顾先生以“下学”自居，而把具有唯物史观的科学史家誉之为“上达”，愿把自己疑古辨伪工作当做科学史家研究历史的初步准备工作。这不能不说是进步的见解。第二，胡适的方法化是建筑在唯心主义与不可知论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他研究历史，虽有一点成绩，但最终是绝不可能探究历史真相、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他只是把史学作为自己应付环境的工具。所以，胡适虽然对顾颉刚先生有过影响，对疑古思潮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他自己却堕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淖，丧失了早期的反封建精神。顾颉刚先生承受了胡适方法论中的积极因素，因而扬弃其民族虚无主义的消极思想。他坚信历史是可以认识的，甚至认为伪史料也有其作用。他的疑古思想中，始终包含着一种“求信”的精神。在这一点上，顾颉刚先生的“疑古”与王国维先生的“考古”，实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是把建设可信的、科学的古史体系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目的。
顾颉刚先生认为，传统的古史体系“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23)。我们今天研究古史，首要工作便是摧毁这漏洞百出的古史体系。他认为，“历史演进法”正是整理、研究古史传说的钥匙，正是解决古史中许多问题的方法，比如“我们只要用了看角色的眼光看古史上的人物，便可以知道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层次。”(24)“历史演进法”虽未必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但运用这方法研究历史，确可在某些方面揭示历史传说变迁的轨迹。比如：顾先生引《诗经》中《商颂》、《大雅》等资料，说明西周至春秋初年，人们对于古代历史并没有悠久的推测，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自己的始祖，而没有很远的始祖存在于意识之中，更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到作《论语》时，有了禹，并且禹之前有了尧、舜，但这时的尧、舜还是受人推崇的理想的古王，并无事实可称道;而到作《尧典》、《皋陶谟》、《禹贡》诸篇时，尧、舜的名下已被人们记载了许多王功圣德，这人化的圣王似乎确实曾存在于远古时代的了。自战国以至西汉，人们出于种种需要，充分创造伪史，不仅进一步使尧、舜人化，而且在尧、舜之前又加上许多帝王名号，终于形成了盘古、天皇、地皇、泰皇、庖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古史体系(25)。在这里，顾先生运用“历史演进法”分析传统的古史体系，虽然没有能揭示中国古史的真相，但说明了传统古史体系的不可信，并通过对传统古史体系形成过程的剖析，说明了各时代的人伪造古史的原因，这对春秋至秦汉的政治史、学术史的研究是有益的。
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有破坏的一面，也有建设的一面。他研究古史，破坏了传统的封建古史体系而建设起真实可信的战国秦汉政治史、学术史体系，他的《汉代学术史略》(即《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战国秦汉人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等名作，至今读来仍给以不少科学的启迪。他研究经，摧毁其神圣地位，而确立其在宗教史、哲学史、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他的不少观点，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当然，顾先生的疑古思想也有其缺陷，主要表现在：他研究古史的材料，只限于古籍，而未考虑到考古实物。这就使他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局限。对此，顾先生自己是有所认识的，他曾说：“我所研究的材料”，“不是古代的全部材料”，“不完全为真材料”;“我所用的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必不足以解决全部的古史问题。”所以，我们如果结合现在考古学的材料来看顾颉刚先生当日的观点，就必然会觉得其疑古太过，甚至会认为他只有破坏而无建设了。但这是不能苛求顾先生的。当时，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运动正日益高涨，顾颉刚先生以摧毁传统的古史体系，破坏封建史学为职志而提出自己的疑古思想，这是有其时代必然性的。另方面，考古学在当时才开始显露昌盛之势，尚未被历史学家充分认识。在此学术条件下产生的顾氏疑古思想，不能不说是卓识。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辩自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点破了。”(26)
[注 释]
(1)《李大钊选集》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3)参阅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见《古史辨》第一册。
(4)参阅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同上书。
(5)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见《古史辨》第一册。
(7)同上。
(8)参阅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同上书。
(9)《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见《古史辨》第一册。
(10)崔述：《考信录提要上》。
(11)参阅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见《古史辨》第一册。
(12)《考信录提要上》。
(13)参阅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
(14)参阅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16)同上文。
(1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8)王国维：《古史新证》。
(1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20)参阅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21)参阅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二。
(22)《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23)《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24)同上。
(25)参阅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
(26)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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