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所在位置:

探析唐武宗灭佛的原因

2013-01-11

首先,应当明确,前一个皇帝灭佛,后一个皇帝兴佛,这不是唐代佛教兴衰的特点。北魏太武帝灭佛,文成帝即位就立即“初复佛法”《魏书》卷5《高宗纪》。。北周武帝灭佛禁道,周宣帝即位,很快就“初复佛像及天尊像”《周书》卷7《宣帝纪》。。由此可见,武宗灭佛不久,宣宗即位马上就大兴佛教,并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根本对立。多次灭佛都能很快得到恢复,主要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日益中国化了,在中国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也往往有助于最高统治者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用暴力手段灭佛是不能持久的。代宗末年,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言:“佛道二教,无益于时,请粗加澄汰。”德宗曰:“叔明此奏,可谓天下通制,不唯剑南一道。”后经众臣议论,都官员外郎彭偃有理有据地补充了李叔明的意见。虽然“上颇善其言”,但因为“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圣奉之,不宜顿扰,宜去其太甚。其议不行。”《旧唐书》卷127《彭偃传》。由此可见,即使认识到佛教对国家的危害,灭佛的措施也难以?实行。

杜牧(803—853年)是一个激烈的反佛者,但他又认为佛教“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宣宗即位,因为“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樊川文集》,第155页。。故而对佛教有所恢复。恢复佛教也是逐步的,有限度的,谈不上是“大兴”。

大中元年(847年)闰三月宣宗敕:“会昌季年,■省佛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改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储,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主持,所司不得禁。”《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敕文中要恢复的寺宇,只限于会昌五年四月所废者,恢复的程度是“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者。这当然不能视为大兴佛教,至于说宣宗不顾大臣之恳切论谏而兴佛教,也不符合事实。

大中五年(851年)六月,进士孙樵上言:“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七月,中书门下奏:度僧必须慎重。“乡村佛舍,请罗兵日(停止对吐蕃用兵后)修。”十月,中书门下又奏:“今边事已息,而州府诸寺尚未毕功,望切令成之。其大县远于州府者,听置一寺,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这些对恢复佛教要考虑轻重缓急,还要量力而行的建议,宣宗都表示“从之”。《资治通鉴》卷249,大中五年六月十七日。大中十年(856年)十月,宣宗又下敕,指定于灵感、会善二寺设戒坛,僧尼只有在此二坛受戒才能得到公牒。可见对僧尼在数量上的恢复也有严格的限制。这些都说明宣宗不是不顾大臣的恳切论谏,一意孤行地兴佛,而是逐步地、有限度地恢复佛教。

其次,反佛者根本没有从理论上驳倒佛教盛行的理由,而且,还常常在论战中失败。例如,反佛者常说:“三王无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损化由于奉佛,益国在于废僧。”而崇佛者则反驳道:“亡秦者胡亥,时无佛而土崩,兴佛者汉明,世有僧而国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释教而开皇之令无虐。盛衰由布政,治乱在庶官,归咎佛僧,实非通论。”《广弘明集》卷15《内德篇》。崇佛者把政治的盛衰归结为执政者本身,当然比反佛者归结为是否崇佛更能服人。另如,反佛者都认为:“佛法本出于西胡,不应奉之于中国。”崇佛者则以事实驳斥道:“夫由余出自西戎,辅秦穆以开霸业;日■生于北狄,侍汉武而除危害。……师以道大为尊,无论于彼此;法以善高为胜,不计遐迩。”《广弘明集》卷15《辩惑一》。显而易见,崇佛者的说理更为深刻。因为反佛者的软弱无力,所以,从南北朝到唐代,虽有三次灭佛,但佛教还是显示了不可阻挡的愈益盛行之势。

再者,灭佛也带来一些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因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载:“唐国僧尼本来贫,天下僧尼尽令还俗,乍作俗形,无衣可著,无物可吃,艰穷至甚。冻饿不彻,便入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李德裕也说:“自有还僧以来,江西劫杀,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绝行。”《李文饶文集》卷12《请淮南等五道置游奕船状》。有些还俗僧生活困难,扰乱社会秩序,被视为“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旧唐书》卷18下《武宗纪论》。的宣宗,恢复佛教,给这些人提供生活出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基于以上原因,宣宗恢复佛教,就不是针对武宗本人的问题,而是崇佛者对反佛者斗争的又一次胜利。

二 灭佛的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

有唐一代,很多反佛者都把经济问题当作反佛的根本原因。武德年间,傅奕就指责僧人是“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旧唐书》卷79《傅奕传》。。武则天为了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地位,大肆兴佛,狄仁杰上疏道:“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寺院“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不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

唐中宗时,韦嗣立针对中宗“崇饰寺观”而上疏道:“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竟崇瑰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咨。”《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同时,辛替否也向中宗上疏道:“今天下之寺尽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如果说武德年间傅奕只是看出了僧尼逃避租赋,对国家不利的端倪,那么,中宗时的韦嗣立、辛替否就尖锐地提出大兴佛教必然加大政府财政上的支出,使国家府库空竭,遇到外患,僧尼不能出征打仗;逢灾害年月,寺塔不能解决众人的饥饿。显然这是国家与佛教在经济上的矛盾有所发展的反映。

安史之乱以后,这种矛盾进一步发展了。德宗时,彭偃参加了有关佛道问题的议论。在他看来:“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他把这看作是一种“人害”,“去人害”的办法就是要僧道和百姓一样缴纳租税。他的具体措施是“僧道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二疋;其杂色役与百姓同。”如果这样使僧道“就役输课”,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然则陛下之国富矣,苍生之害除矣。”《旧唐书》卷127《彭偃传》。文宗也认为:“一夫不耕,人受其饥;一女不织,人受其寒。安有废中夏之人,习外藩无生之法!”《唐大诏令集》卷113《条流僧尼敕》。故而下敕整顿僧尼。文宗还说过:“古者三人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武宗即位,更愤怒道:“穷吾天下,佛也。”《樊川文集》第155页。

武宗还充分论述了崇佛穷国的原因:“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旧唐书》卷18《武宗纪》。

据以上所述,从反佛者对佛教的态度,可以看出佛教在安史之乱以后有很大的发展。故而佛教和政府之间在经济上的矛盾也日益深化。唐朝前期,反佛者只是看到僧尼逃避租赋,兴佛加重政府的财政支出。而安史之乱以后则是大力呼吁要对佛教的发展采取限制的措施,彭偃要求僧道和百姓一样缴纳租赋,文宗要整顿僧尼,武宗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晋、宋、齐、梁“物力凋■,风俗浇诈”的教训,从而大肆灭佛,正是这种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