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季连作稻是指早稻收割后，经过整地，再插晚稻的一种双季稻。连作双季稻的发展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岭南地区在汉代就有连作稻的种植，有些学者认为，长江流域地区在唐宋时期也已出现连作稻，但没有给出明确的证据。也有学者否认宋代江南有连作稻的存在。如清人李彦章在《江南催耕课稻编》中说：“江南再熟之稻，首见于左太冲《吴都赋》，……由此观之，此邦再种再熟，事最古矣。宋时江南，又止一收。”([18]，427页)[18]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中虽然提到了宋代福建地区的连作稻情况，但也大多是用明代的方志中的材料来推测([6]，223页)，而对于宋代江浙的连作稻则基本上采取否认的态度。游修龄认为，虽然长江流域的吴都(苏州一带)在西晋时即已有连作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温度下降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吴都的再熟之稻后来消失了。到宋代，太湖地区的水稻品种明确记载有早、中、晚之分，但都是一熟田。以后江浙一带的连作稻明中后期和清初才有记载，自清初康煕乾隆开始，直到清末民初，连作稻的记载逐渐增加起来([6]，222--223页)。

我们认为，作为一项技术，宋代不仅有连作稻的存在，而且分布较为广泛。《中国稻作史》中许多关于连作稻的证据，最初都可以上溯到宋代。

江苏：游修龄在《中国稻作史》中用明代人黄省曾(1522--1566年)《稻品》所记载的一个品种“乌口稻”，作为明中叶苏州一带连作稻存在的证据。《中国稻作学》甚至将其视为迄今所知最早的关于连作稻的文献[19]。实际上，乌口稻最初见于南宋。南宋淳祐《玉峰志》中就已提到这一品种，说“其谷色黑，稻米最晚者”([12]，93页)。证明当时江苏昆山一带已有乌口稻的种植。不仅如此，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琴川志》也记载有这一品种，而且明确指出其特点是“再莳晚熟”[⑭]，证明当时江苏常熟不仅有乌口稻，而且还有连作稻。自宋以后，直到明清，江浙水灾多发地区一直保有这一品种。《稻品》和《群芳谱》中对其特征都有提及，归纳起来，乌口稻具有这样的特点：(1)色黑;(2)耐水与寒，又谓之冷水结;(3)晚熟;(4)稻之下品。由于乌口稻具有晚熟的特点，在生产中往往用在水灾之后的补种，成为一季晚稻，也可以用在早稻收获之后“再莳”，而成为连作晚稻。再莳晚熟的乌口稻的存在，表明宋代江苏也已有连作稻的存在，但由于乌口稻自身的品质，作为双季稻种植的面积可能不大，更多时可能是用作“潦后补种”的救荒作物。

浙江：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的《赤城志》中除“寄生”之外，还有一个稻种为“第二遍”。这个品种也可能是连作双季稻品种。清末《抚郡农产考略》中就将双季晚稻称为“二遍秥”或“二遍稻”。其定义是“刈去早秥，重复插秧，亦间有早秥未刈之时，插秧其中者，为二遍秥，俗亦混称曰晚秥，此则再熟秥也。”[20]可见，这里的二遍秥包括间作双季稻和连作双季稻二种，但由于《赤城志》有专门的名词称呼间作双季稻，所谓“第二遍”应该指的是连作双季稻。这证明当时浙江台州一带已有连作稻的栽培。又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年)所修的《昌国县志》卷上“叙产”和南宋《四明志》卷四“叙产”中都有(米畾)糤、赤糤、乌糤这类品种。糤，有些地方又写作成“籼”，故(米畾)糤、赤糤、乌糤等，在光绪《慈溪县志》等一些方志中又写作成(米畾)籼、赤籼和乌籼。([12]，224页)《群芳谱·谷谱》载：“乌秈，早稻也。粒大而芒长，秸柔而韧，可织履，饭之香美，浙中以供宾客及老疾、孕妇，三月种，七月收。其田以莳晚稻，可再熟。”([18]，121页)可见，乌秈(即宋之乌糤)便是连作早稻品种。证明当时浙江定海和宁波等地已有连作稻种植。

江西：曾安止《禾谱》 中提到一个水稻品种“黄穋禾”，“江南 有黄穋禾者，大暑节刈早稻 种毕而种，霜降节末刈晚稻 而熟。”([17])黄穋禾就是黄穋稻 ，或曰黄绿谷，这个水稻品种在陈旉 《农书》 和王祯 《农书》中也曾提到，陈旉《农书》说：“《周礼》所谓‘泽草所生，种之芒种’是也。芒种有二义，郑谓有芒之种，若今之黄绿谷是也;一谓待芒种节过乃种。今人占候，夏至小满至芒种节，则大水已过，然后以黄绿谷种之于湖田。则是有芒之种与芒种节候二义可并用也。黄绿谷自下种至收刈，不过六七十日，亦以避水溢之患也。”由此可见黄穋稻是一个有芒而生育期很短的水稻品种，其特点是耐涝，适应于湖田地区种植[21]。又由于它的生育期很短，在发展连作双季稻方面取着重要的作用。

黄穋稻虽然主要用于易涝稻田，但同时可作连作晚稻品种。这一品种在《禾谱》、陈旉《农书》及王祯《农书》中都有记载，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宋代可能出现了以种植黄穋稻为连作晚稻的双季稻。这种推测在宋代福建可以得到部分的证实。宋诗中不少关于福州双季稻的诗句，而这些双季稻又大多出现在湖田上，这些在湖田上种植的双季稻也可能就是黄绿谷。黄绿谷是中国最早的双季稻水稻品种，它的出现对于深水湖田的利用和提高土地利用 率，都取到重要的作用。

福建：唐人《闽中记》载：“春种夏熟曰早稻，秋种冬熟曰晚稻。……岁再熟者曰金洲、曰白香秫，又曰糯。”[22]这表明唐代福建已有连作稻的记载，而且连作晚稻多种糯稻。这种情况在后世也有存在。笔者在江西农村时得知，一般连作早稻都不种糯稻，而连作晚稻中则有部分是糯稻。宋诗中有不少讲到福建福州地区的双季稻，如“潮(一作湖)田种稻重收谷”[23]，“潮田岁再获，海错日两渔”[24]，“负山之田岁一收，濒海之稻岁两获”[25];淳熙《三山志·物产》除引用了时人马益“福州诗”中的“两熟潮田世独无”的诗句，还提到“今州倚郭三县两熟”[26]。上述记载，虽然可以肯定宋代福建福州的双季稻非再生稻，但这里的双季稻是间作稻还是连作稻?宋代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三阳志》记载的情况是：“其熟于夏五六月者曰早禾，冬十月曰晚禾。”[27]并没有明确熟于冬十月的晚禾是种于早禾田中。宋人还提到福闽只要“早禾既获，晚禾既坚”，就“可谓乐岁”[28]。也不明了早晚稻之间的关系。14世纪《农田余话》的作者，依据浙江永嘉的情况推测，福建的双季稻为间作稻，而明代福建方志作者黄仲昭基本上承袭了《三阳志》的记载，但确明确指出：“早稻，春种夏熟。晚稻，盖早稻既获再插，至十月再熟者。其米皆有红、白二色。宋马益诗云：两熟潮田世独无。盖谓是也。”[29]认为宋代记载的两熟(或再熟)是连作稻。

现在，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宋代福建有连作稻的出现，这便是宋代福建出现了专门的连作稻品种。游修龄《中国稻作史》提到，福建兴化(今莆田仙游)对连作晚稻有一个专名，叫‘(禾庶)’，并引明万历三年(1575年)《兴化府志》卷一“物产”说：“稻有一岁两收者，春种夏熟，曰早谷，既获再插，至十月方熟，曰(禾庶)。”这‘(禾庶)’字，查《中文大辞典》也无。大概是修志者根据当地称连作晚稻为‘庶’的音，加一个禾旁表示稻，所创造的形声字。这(禾庶)是单音词，而单音词多用于汉以前，双音字则是在南北朝以后开始盛行，(禾庶)在众多的品种中仍保留其单音词的习惯，说明它的历史必很悠久([6]，122、223页)。《群芳谱》中有“摭稻”，“春种夏获，七月初再插，至十月熟。”([30],122页)此“摭稻”，疑即“禾庶”。现在，我们已在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仙溪(今福建莆田)县志》中找到了(禾庶)的出处，比《兴化府志》的记载又早出近三百年。此其一。其二，《仙溪县志》中还不仅记载了“(禾庶)”这样的一个连作晚稻品种，而且还记载了“献台”这样的一个连作早稻品种。南宋宝祐《仙溪县志》载：“稻，种类非一，有一岁两收者，春种夏熟曰早谷，《闽中记》谓之献台，既获再插，至十月熟，曰(禾庶)，有夏种秋熟，曰晚稻，无芒而粒细曰占城稻。”([12]，659页)再回到淳熙《三山志》的记载来看，“今州倚郭三县两熟，早种曰献台、曰金州林;晚种曰占城、曰白芒，通谓之稻。”也证明献台等是连作早稻品种。

就目前所知，宋代，(禾庶)这一稻品种仅见于《仙溪县志》，而“献台”却在浙江台州的《赤城志》、福建福州的《三山志》和莆田的《仙溪县志》中都有记载，和(禾庶)一样，“献台”这个品种从字面上很难以理解，《赤城志》只说它最贵，《三山志》则说它是早熟，但从《仙溪县志》可知，献台是个双季早稻品种，(禾庶)是双季晚稻品种。由此可见，上述三地在宋代都有连作双季稻栽培。而这三地正好囊括了从浙南到闽南的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

岭南：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 中提到广西钦州的双季稻种植情况，“二月种者曰早禾，至四、五月收;三、四月种者曰晚早禾，至六、七月收;五月、六月种者曰晚禾，至八月、九月收。而钦阳七峒中，七、八月始种早禾，九月、十月始种晚禾，十一月、十二月又种，名曰月禾。”[30]([41]，338页)这里的所谓“月禾”，实际上就是双季或三季连作稻。如《太平寰宇记》载：广西雷州“地多沙卤，禾粟春种秋收，多被海雀所损。相承冬耕夏收，号芥禾，多谷粒，又云再熟稻，五月、十一月再熟。” ([15]，卷102)

从宋代稻品种，还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些既是早稻种，又是晚稻种。这种现象以江西泰和和江苏琴川最多。泰和的水稻品种中：白糯、稻禾、黄栀糯、青稿糯、竹枝糯、住马香禾等6个品种，既出现在早稻品种中，同时又出现在晚稻品种中，并且秔、糯都有;琴川的水稻品种也有同样的情况，当地的白稻、红莲、稻公拣、金成、鼠郎黄、野稻等6个品种也都同时既是早稻品种，也是晚稻品种。三山的稻种中，早晚稻中都有占成，而会稽的品种中则有早占城和寒占城之分。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可能和连作稻有关。因为有一种连作稻就是在早稻收获后，即以早稻的种子当晚稻种([6]，220页)。

综上所述，宋代时期的连作双季稻不仅存在，而且广泛分布在岭南、福建、江西、浙江和江苏的广大地区，奠定了明清乃至兹后中国连作稻发展的地理基础。

4 对宋代双季稻的估计

尽管双季稻作为一种技术在宋代已经发展起来了，但其对于当时的粮食生产和经济发展却不能估计过高，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双季稻的普遍程度还极为有限。有些地区虽然这些技术都有了，但由于推广面积不大，在整个粮食生产中的作用有限。以江西的隆兴府(今江西南昌)为例，尽管早熟稻也已有了，双季稻栽培技术也已出现，但普遍实行的还是一年一熟制。此地“襟江带湖，湖田多，山田少，禾大小一收……豫章所种占米为多，有八十占、有百占、有百二十占，率数月以待获，而自余三时，则舍穑不务，皆旷土。”[31]湖南的情况虽然我们缺少直接的材料去证明当时各地的稻田耕作制度情况，但我们可以通过后来情况加以推测。如清乾隆《湘潭县志》载：“田为艺稻，一熟之外，土不复耕，虽劝种杂粮，无有应者。”([12],396页)直到20世纪40年代有些向来被认为发达的地区还停留在一年一熟阶段。如江苏金山县“大部农田，除秋收稻谷外，农人狃于习惯，不肯冬耕，故春令毫无收入。大抵秋谷登场而后，并不翻松泥土，即撒播紫云英种子，春间茁长，翻入土中，作为肥料。间有种植油菜及蚕豆，不过南部少数乡村而已。”([12],23页)由于双季稻的种植面积有限，其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自然不大[⑮]。

即使是在双季稻区，其在粮食生产中的地位也不能估计过高。如岭南地区，虽然有了所谓的“月禾”，实现了一年二熟甚至三熟，但这种多熟制完全是自然的恩惠，而并不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从自然条件来说，这里“天地之气，冬夏一律。物不凋瘁，生意靡息。冬絺夏葛，稻岁再熟。”[32]从技术上来说，则毫无可取之处，“钦州田家卤莽，牛种仅能破块，播种之际就田点谷，更不移秧，其为费种莫甚焉。既种之后，不耘不灌，任之于天。”([41]，338页)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有三熟，但也不过是广种薄收而已，对于产量增产的作用不大。

发展多熟制的目的在于提高土地生产率，但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双倍的投入并没有得到双倍的报酬，也就是说，在土地生产率有所提高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这必然影响到多熟制的发展。究其原因，多熟制产量不高是主要的。

双季稻的发展必须以早稻的发展为前提，然而，早稻由于生育期短等因素，产量不高，种植面积不大，如在新安就有斧脑白、赤芒稻等早稻品种，“早而易成，皆号为六十日，然不丛茂，人不多种。”([12]，283页)同样在早稻收获之后所再生或继种的晚稻，也由于地力、干旱、病虫害等因素，产量甚至比早稻还不如，从明清以来有关双季稻的产量来看，晚稻的产量只有早稻的一半[⑯]。据民国八年(1919年)《南昌县志》的记载，再生稻的产量，以“亩获十钟”的稻田为例，再生稻只可获二、三钟。([12]，314页)宋代也是如此，其于再生稻则更有甚之。朱熹认为，二稻、传稻、孕稻之类虽然在青黄不接之时，“村民得此接济，所益非细，但其稻茎稀疏，秕多谷少。”[33]由于早稻产量不高，晚稻产量更低，所以双季稻的产量没有优势[⑰]，甚至两熟不如一熟。这种情况在宋代双季稻较为集中的福建就已出现，“福之为州，土狭人稠，岁虽大熟，食且不足，田或两收，号再有秋，其实甚薄，不如一获。”[34]产量不高，始终是制约早稻发展的关键因素，清福建人林则徐在为《江南催耕课稻编》作序时，引当时人的话说：“地力不可尽，两熟之利，未必胜一熟。”([18]，377页)

这里所谓的两收不如一获，系指双季稻不如单季晚稻。众所周知，在早稻收获之后，再种植晚稻，就等于要再付一倍的劳动量，如果双季稻不如单季稻，那么，农民为什么不选择单季稻，而要选择双季稻种植?这主要是因为单季晚稻产量虽高，但对稻田肥水条件要求也高，“非膏腴之田不可种”，而早稻“不问肥瘠皆可种”[35]，因此在一些肥水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人们往往选择种植早稻，但由于肥水条件欠佳，加之早稻生育短，产量偏低，于是人们又在早稻收获之后再连作晚稻，以弥补早稻产量的不足，同时缩短与单季晚稻之间的产量差距。《永春县志》载：“按二熟之谷，较之一熟所获亦相当，但二熟之谷少怕亢旱，故种之广。”([12]，660页)[36]于是我们看到，尽管浙西地区也有双季稻种植，但其普及程度远不及浙东、福建，乃至江西等地，原因在于浙西的肥水条件要好于浙东等地。尽管由于土地瘠薄，两熟之收未必胜于一熟，但在中国传统农业中，人们更多的是关心土地生产率，而不太计较劳动生产率，有收没收是主要的，收多收少是次要的。

但是用发展双季稻的方式来弥补由于肥水条件欠佳所致的产量低下，势必引起更大的肥水问题，因为双季稻对于肥水的需要量要远远大于单季稻，而双季稻产量之所以不高的原因之一在于地力不足，因为双季稻必须在肥水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较好的收成，所谓“非土力有余沃不能全也”(明弘治《温州府志·土产》，[12]，254页)。倘若地力不足，农民不会因小利吃大亏。明崇祯《松江府志》引徐光启《农遗杂疏》云：“其陈根复生，所谓稆也，俗亦谓之：二撩。绝不秀实，农人急恳之，迟则损田力。”([12]，57页)例如江西南昌等地在宋代就有再生稻的明确记载，但到民国时期，仍然没有得到推广，原因是“稻孙米颗细而坚，罕蓄之者，不欲尽地力也。”([12]，314页)在地力不足的情况下，不仅双季稻得不到发展，就是稻麦二熟等也受限制。有些地方虽然早稻有收，但受旱涝影响，晚稻却不能按时播种。

双季稻产量不高还有季节和劳动力矛盾上的原因。连作双季稻系在早稻收获之后，再进行整地和移栽的，由于早稻收获之后，晚稻的有效生产时间十分有限，因此必须抢收抢种。但由于劳动力短缺，农时往往得不到保证，结果是晚稻的产量得不到保障。这个问题也一直是后来发展双季稻的主要问题。《抚郡农产考略》：“凡二遍，迟至立秋栽，则不成熟。谚云：立秋栽禾，够喂鸡母。言其得谷少也。”([20])乾隆江西《龙泉县志》：“翻稻，早(一作中)稻刈后始种，然气候早寒，则秀而不实。”([12]，328页)这也就限制了双季稻的发展。

畜牧需要是双季稻不能推广的另一个原因。自先秦开始，中国农区就有秋后放牧的习俗，即在农作物收获之后，利用农隙之地进行放牧。《王居明堂礼》载：“孟冬命农毕积聚，继放牛马。”[⑱]作物在收获之后，由于谷物已经归仓，不必担心牲畜的践踏，同时收获时所遗留下的残茬、余穗等物，特别是水稻在收割之后，在其基部所萌发出来的所谓“稻孙”即“再生禾”等，也为牲畜提供了一些可食之物，而牛畜等所遗粪便又是田中难得的有机肥料。于是，庄稼收获之后放牧是历史上一种普遍的作法。这种习俗必然同多熟制的发展相抵触。清初湘西和湘南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乾隆以前，湘南、湘西地区每年七八月间获稻之后，八九月间便有抛牛之俗，即在早稻收割后，放牛于野，不加管束，这样，“稻孙”被牛食尽。而作为农家则必须在白露节以前，将田中所有作物收获归仓，以免遭牛群践踏而无收。这就限制了晚稻等后作发展。直到清乾隆年间，湖南衡阳等地的晚稻仍然非常之少([12],410页)。多熟制的发展必然要以牺牲畜牧业为前提，但在中国农区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37]。

由于上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多熟制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不仅如此，在一些地区还存在休闲耕作制度。休闲自古以来就是恢复地力的一种方式。对于宋代的农民来说，这不仅是一项传统，也是在实践中所取得的一种认识。宋人发现，在一些新开垦的地方，往往有较高的产量，这引起了他们对于地力一种看法。宋廷南迁之后，江淮之间成为战场，人口大量外流，田地出现荒芜，但在战争间隙，南宋政府也曾组织较大规模的屯田开荒，开荒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收成[⑲]。在此之前，苏东坡在自己的实践中就已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说：“吾昔求地(一处为田)蕲水，田在山谷间(者)，投种一斗，得稻十斛。问其故云：连山皆野草散水(一处为木)，不生五谷，地气不耗，故发如此。吾以是知五谷耗地气为最甚也。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谷旅生，麻菽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泽，人收其利，岁以为常。至五年，谷渐少，而农事益修。盖久不生谷，地气无所耗，蕰蓄自发而为野蚕、旅谷，其理明甚。”[38]欧阳修也有这样的认识, “乆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⑳]，

基于对于地力的认识，苏轼主张休闲地力。“曷尝观于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余。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余，则种之常不后时，而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亩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耨铚艾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而地力竭矣。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39]其实，休闲不仅在一些人口相对稀少，耕地相对富余的地区存在，就是在一些人多地少，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也同样存在，如，“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谓之‘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纳租米亦依旧数，故租户乐于间年淹没也。”([14]，2371页)洪水淹没导致休闲，有益于地力恢复，同时淹没所留下的淤泥也有肥田之效，这就是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原因，也是休闲耕作得以在经济、技术较发达地区得以存在的原因。同时也是部分地区水利年久失修的原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休闲的作法只是在苏州等地的一些地势低下的采用，在地势较高的所谓中高之地，还是以连年种植为主，所以有“中高不易之地”(郏亶之子郏侨语)的说法([14],2377页)，但并不是双季稻。

5 占城稻对宋代双季稻的影响

再生双季稻多是在原来的一季晚稻的基础上，由于雨水调适，重新抽茎结实，不需要特别的品种，与占城稻的关系不大;间作稻，在早稻的行间种上晚稻，虽然要求早稻尽可能地早熟，以留给晚稻更多空气、水分和阳光，占城稻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尚不能找到占城稻作为间作早稻的直接证据;连作稻对于早熟品种的需要量更大，但作为连作稻的一些品种，如乌口稻、乌糤、黄穋稻、献台、(禾庶)等，都与占城稻无关，它们的历史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占城稻引进以前。如连作早稻品种献台，最早见于唐人所撰的《闽中记》[40]。至于稻麦二熟制，由于其本身在宋代的发展有限，且在太湖地区又多是晚稻与麦类的轮作，作为早熟稻的占城稻作用更小。因此，占城稻对于稻田多熟制的影响不大。此其一。其二，稻田多熟制虽然在宋代有所发展，主要的技术也已出现，但只限于局部地区，对全国的粮食生产影响不大，即使说占城稻的引进对多熟制产生了影响，其对于整个的粮食生产的影响也是很小的。要而言之，占城稻虽然在扩大耕地面积方面，特别是梯田的开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多熟制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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