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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综述之探析

2013-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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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综述之探析

2013年的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在保持了平稳发展的势头的同时,拓展了研究的空间,出现了一批学术水准较高的论著,在部分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出版相关著作和论文集40多部,发表论文400余篇。其中,如果就个人的研究成果统计而言,当以王子今最为突出。他出版了三部著作——《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合著)[1]、《细说秦汉》(合著)[2]、《中国社会福利史》(合著)[3],发表学术论文23篇,并在《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诸报刊发表文物考释、读书随笔、学术综述等11篇。以一人之力而有如此丰厚的收获,实在令人惊讶和钦佩。正是由于一大批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出现了秦汉史研究全面推进和步步深入的可喜局面。兹依据见闻所及,分七个专题综述如下。为了节省版面,对作者的尊称一律省略;成果出处凡是学报“社科版”者皆略去三字。遗珠之恨,恐所难免;论说失当,尚祈鉴谅。

一 学术交流与成果结集

重要学术讨论会议有: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西安,8月11日至15日),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主办,由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咸阳师范学院等单位承办。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和港、台地区以及韩、日、英等国的200多位学者参加了年会,提交会议论文(含提要)175篇。在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上,与会者围绕 “政治与制度”、“学术与文化”、“简牍与考古”、“农业与科技” 四个中心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特别是对新出张家山汉简相关问题的讨论,构成了此次会议的明显热点。与之相关的会议论文多达45篇,并有多位学者在大会发言时交流了研究张家山汉简的心得体会。这充分反映出重视利用新出考古资料、注意跟踪学术前沿问题,已经成为秦汉史学者的共识。会议还选举出以周天游教授为会长的新一届秦汉史学会理事会。与前几届年会一样,一批海外知名学者(来自日本的学者东晋次、江村治树、鹤间和幸、吉村昌之、太田幸男等人,来自港、台地区的学者管东贵、廖伯源、陈文豪、吕宗力等人)参与了盛会。会后,还有几位海外学者继续在大陆进行学术活动。如廖伯源、陈文豪、吕宗力三人在参观大同之后,又到达北京,在中国文物研究所进行了一天的学术访问。笔者与在京的秦汉史学者10多人一道参加了此次活动,气氛热烈而愉快,在轻松随意的交谈中,学术交流的收获似乎更大。今后需要注意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年会的场合,增强学术信息的含量,改善学术交流的方法,使之成为大陆秦汉史学界与海外同行集中进行学术讨论的有效途径。

中国秦汉思想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武汉,10月18至22日),由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协办。来自全国内地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秦汉思想史学者,与来自台湾、新加坡、美国、德国的学者共50余人齐集一堂,围绕着秦汉思想文化的源头、时代特点、发展阶段、对于后世的影响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有学者提出,对于秦汉思想文化的历史地位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更高的评价,成为引起讨论的热点之一。

司马迁班固文化比较研讨会(咸阳,9月26至28日),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主办、咸阳市文物局、秦俑博物馆、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师大文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协办。来自大陆各地以及香港、美国的110位专家学者,围绕“班马异同”、“《史记》研究”、“《汉书》研究”三个中心议题,分别从历史学和文学的角度,进行深入而热烈的讨论。在这个有丰厚学术积累的研究领域,与会者强调开掘相关资料的深层价值,寻求新的研究视角,从文化史的高度,对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德、史识、成就等问题,进行对比和研究。因此而具有总结既往、开启未来的意义。

汉文化研究讨论会(南阳,5月7日至9日),由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所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阳汉画馆、香港城市大学、东南大学等科研机构、教育单位的80位学者到会,提供论文40余篇,分别从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美学的角度,对“汉代文化的地位”、“汉画与艺术”、“思想文化与社会”、“文学与民俗”等课题,认真地进行讨论,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此外,笔者认为,由《历史研究》编辑部、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联合主办“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挑战与思考”学术讨论会(香港,2002年11月18日至21日),特别值得关注。与会者在认真总结历史研究既往状况的基础之上,对今后的发展趋势和应该注意的问题,做了前瞻性的思考和深入的讨论。有的看法,虽然是一家之言,也足以令人深思。如,彭卫提交的会议论文《研究范式的对话与学术进步——以秦汉史为中心》一文,就尖锐地提出了秦汉史研究如何才能在研究范式上取得突破的问题。彭卫所言的“范式”,不仅包括符号、模型和范例,更指研究的旨趣和理念。他提出的一个基本估价是:“在改革开放和学术宽松的20世纪的最后20年,大陆地区秦汉史研究在整体上仍然没有能超越20——40年代所建立的范式,在某些方面似乎还有倒退的倾向。换言之,晚近20余年的秦汉史研究所取得的进步,似乎主要表现为‘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推进。”他认为,要实现对既定范式的超越,除了范式自身产生出新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与其它范式的对话与沟通——这是学术交流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他进一步指出了近20年来大陆秦汉史学界与国际学术交流的三项不足:“其一,国外秦汉史研究主要有日本和欧美两个群体,我们更为重视前者,却漠视了后者。其二,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熟悉的或与我们研究相关的知识内容,对我们不够了解的方面兴趣有限。其三,我们更重视的是某些具体的研究成果或结论,而不是与我们相异的研究范式。”正是考虑到不同范式间交流与借鉴的价值,彭卫选择了欧美范式的代表作《剑桥中国秦汉史》,作为对比样本,从四个方面比较和分析了与中国范式的不同:(1)关于史料的理解、诠释、和运用;(2)概念的选择;(3)推论的方式;(4)研究视野。彭卫讨论《剑桥》范式的长处和不足,不是要评价其得失,也不是为了比较它与中国范式之间的高低,而是进一步思考两种范式互补的可能与价值。他的结论是:《剑桥》范式与国内范式是互有所长的研究体系;《剑桥》范式对我们今后的学术之路的启迪是——用联系的观点将秦汉王朝放置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之中;摆脱华夏中心主义的束缚,用世界性的眼光研究秦汉王朝;以多元观念分析历史活动的因果关系;通过对秦汉历史的具体研究,建立富于新意的概念,改变目前研究工作中的集体失语状态。[4]彭卫的这篇宏论,在会上以及会后都引发了共鸣和讨论。本年度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汉唐史研究中心”得知此事后,于12月邀请彭卫与在京的研究秦汉史的学者十余人,就学术范式与学术交流问题,进行了一次专题研讨会。针对彭卫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与会者各述己见,气氛相当活跃。

彭卫促成中西史学交流的努力,也已经取得成效。他所著《汉唐时期教育机构和文本的生产》和《汉唐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环境》两篇文章,作为中西历史学直接交流的新尝试,编入《科学历史百科全书》。该书已经于2002年以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它的中译本正在编译过程之中。《汉唐时期教育机构和文本的生产》主要讨论汉唐时期官学和私学的互动关系,教育文本的发生方式,以及这些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汉唐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环境》讨论的问题更为重要,涉及范围更为广泛,并且中西学者考虑问题的分歧更为明显。文章着重考察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需求刺激与汉唐时期科学技术变迁的关系,并对一些挑战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例如,过去一个时期,国内学界通常将统一帝国作为促进科学技术的积极因素,西方学者则对此持否定意见。本文认为政治上的统一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十分复杂,很难简单用“好”或“坏”界定,尊重历史的必要方式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较高层次的中西学术交流,不应该期望在历史观念和结论上的“速成”,有了这样交流的渠道和意识,就体现了一种进步。

似乎有意与彭卫的论文相呼应一般,本年度有一部涉及中外学术交流方面的著作,它所具有的方法论价值,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这就是胡志宏所著《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5]。此前20年间的中西学术交流,就其规模和影响而言,都是改革开放之前所无法想象的,也因此而容易招致自我满足,而忽略了其中的结构性欠缺——随意性与局部性的成果较多、注意全局性和不同研究范式研究的成果较少。就不同国家“汉学”重要成果的导入、介绍而言,大概以日本和法国为最多。追寻其中原因,与几位学者的个人阅历和喜好相关。论及日本汉学在大陆的影响之大,刘俊文、徐世虹的居间之功不可没;谈到法国汉学为中国学者所重视,同样与耿昇的贡献息息相关。他们的介绍不乏深度,但对于世界汉学而言,难免偏于一隅。具有全局意识的是,由阎纯德任主编、自1996年起每年出版一集的《汉学研究》。它对于各国的汉学传统及学术近况,给予同等的关注。但它是集刊而不是研究专著,每集的作者数十人,各篇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即便是对所论国家的汉学了如指掌,读者依然无法得到全局的知识。胡志宏新著的出版,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此前存在的不足。她以一人之力撰成七章约31万字的著作,介绍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范式,其中与秦汉史相关的部分约占三分之一。本书的特点是关照全部汉学系统,选择有明确的针对性,介绍系统而全面,不仅考虑到汉学的发展系列,还注意重点介绍目前的研究态势。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模式的讨论”、“许倬云的《汉代农业》与陈启云的批评”、“早期宗教、民间宗教和鲁惟一的两汉研究”、“巫鸿与武梁祠研究”等专题,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个案上,都在关注着不同的史学范式,呼唤着中西学术的深层交流。如,《剑桥中国秦汉史》附录中针对中国传统历史学提出的质疑,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之中以英文加以商榷、进行平等的学术讨论的,却仅见旅居香港的吕宗力一人。面对这种落后局面,国内学者当共谋补救之策。

著名学者治学数十年形成的心血结晶一旦出版,以及集中多位学者心得的论文集问世,对于推动学术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本年度我们有幸读到了几部这样的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