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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