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他对中晚唐政治创说也极丰富，其中有关牛李党争的研究。依据石刻而得出许多可靠的结论。牛李之争以牛党胜出而终，存世的史乘、笔记大多右牛而抑李，党争之间双方的诗文、奏议、碑志就显得特别珍贵。就牛党文献来说，寅恪先生十分重视存于《唐文粹》中的李珏撰《牛僧孺神道碑》、杜牧《樊川文集》中的《牛僧孺墓志》。李德裕先世、家室及贬死经过的研究，则充分利用了民国间洛阳所出的李氏家庭六方墓志，即李德裕为妾刘氏所撰《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刘氏墓志铭》(附第四男烨记)，为妾徐氏撰《滑州瑶台观女真徐氏墓志》。德裕子李烨为妻撰《大唐赵郡李烨亡妻荥阳郑氏墓志》、李尚夷为德裕侄从质之女撰《唐故赵郡李氏女墓志》、李庄为德裕孙女李悬黎撰《唐故赵郡李氏女墓志》。以这些墓志与存世典籍相参证，弄清了德裕的婚姻、子嗣情况，纠补了文献记载中的错误和缺失，确知李德裕于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卒于崖州，其子李烨至大中六年夏始获准护柩北归，葬于洛阳。这些都是有关牛李党争的重要史实，解析清楚对了解会昌大中间的政局变化极重要，李商隐一些与此有关的《无题诗》，如“万里风波一叶舟”一首，也因此而获得确解。

五、唐代文学研究。

寅恪先生重视诗史互证，不管以史释诗或是以诗证史，都有众多的新解。就利用碑刻资料治文学来说，可举以下数例：作家先世研究，他据《白氏长庆集》中所存白居易父祖及外族碑志事状，证明白居易实为北齐白建之后，并指出其“先世本由淄青李氏胡化藩镇之部属归向中朝”，其家风“与当日行之礼制及法典极相违戾”。(《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甲《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又如对李白家世之质疑，亦充分利用了《李太白集》所附之碑志传序。唐小说之研究，如释《虬髯客传》中李靖事迹，引许敬宗撰《李靖碑》为证，指出太宗与李靖君臣遇合之真相及小说之虚构，又广引文献，证明剑客之虬髯，实因太宗虬髯而窜易所致。再如《莺莺传》所涉本事，既引白居易为元稹母郑氏所作《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铭》，又引韩愈为元稹妻韦丛所撰《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证明元氏母、妻皆出士族，元稹极重姻族之显赫，进而揭出莺莺所出必非高门，元稹弃崔而取韦，实循世俗而重视门第之高下。对于唐代碑志文之价值，他多处指出其普遍因谀墓而不免溢美，引用应有所鉴别。在释白居易《新乐府》中《青石》一篇时，他取《秦中吟》中《立碑》一篇以为参证，指出二篇“皆讥刺时人之滥立石碣，与文士之虚为谀词者也。但《立碑》全以讥剌此种弊俗为言，而《青石》更取激发忠烈为主旨，则又是此二篇不同之点。不仅指出白氏二诗之要旨，还指出唐代碑志的通病。在此节之末，他进而比较韩愈与白居易对碑志的不同态度：“碑志之文自古至今多是虚美之词，不独乐天当时为然。韩黎志在《春秋》，欲作唐一经，诛奸佞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而其撰《韩弘碑》，则殊非实录。此篇标举段颜之忠业，以助人臣之事君，若昌黎之曲为养寇自重之藩镇讳者，视之宁无愧乎?”表彰白居易志在移风匡俗，贬斥韩愈之循时媚恶，是阅读和理解二家文集和唐代碑志的读者应予充分关注的。

陈寅恪先生为学博大精深，融贯东西，视野开阔，取资闳博，石刻文献的利用和研究仅是他唐史研究中所涉文献的极小一部分。他重视石刻的价值，但也看到碑刻石志虚美的通病，在利用中有谨慎的取舍和独到的审视。他不满于清代金石家治金石而忽视经史的习尚，强调石刻的价值在于可补史乘之缺失，利用石刻可在治史中得到更可靠的佐证，在总体与局部的把握上，所见极为高远。

毋庸讳言，陈寅恪先生不是专治金石的金石学家，清代已出土的石刻研究专著，间或有未经寓目者，个别与他的论题直接有关的石刻未及引用。这里试举一例。1939年作《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一文，据刘蜕传世遗文，推定其生于长庆元年(821)，排出其生平年表，为遗文作了系年，并对《北梦琐言》、《唐摭言》等笔记中所述其不祭祖问题寻求解答，疑其族所出实非华夏族类。清代在陕西长安县曾出刘蜕为其母撰《先妣姚夫人权葬石表》一方，光绪间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四全录之，今人编《唐代墓志汇编》亦收入。此文于姚氏家世和刘蜕早孤从学|、登第及大中间仕历记述较详，叙营葬祭祀事，尤为虔诚：“今者助教子太学，校理于集贤，又蹙于寒饥，故仪卫不周，衣 俭薄，欲终大事，所示成也。且蜕犹未羁也，今故穿土周棺，丘封四尺，同于葬囗。至于饰棺以廞，器用不就，表其权焉。庶先公之祀，若不即来，委质负担，得有积资，当广坟杵，以衍其阡，克从袝礼，虽其剌奢，不敢避也。……孤蜕不获即死，岁时躬奉常事。”笔记所述传闻，看来大可怀疑。可惜寅恪先生未能见到这方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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