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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

陈寅恪先生作《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归纳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有三：“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本人的学术研究，也可说是依循这三条而展开的。在他一生治学成就最高的唐代文史方面，“地下之实物”最重要的有两部分，一是敦煌文献，二是石刻文献。陈先生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平生也“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均见《陈垣敦煌劫馀录序》)他在敦煌学方面的成就，学者论述已多。但就石刻文献研究来说，他似乎涉足较少，不像另一位唐史大师岑仲勉先生那样有多种石刻研究论著，其论文集中几乎没有研究碑刻的论文。然而，只要细心寻绎他的存世著作，即不难发现，他对石刻文献的掌握和利用，涉猎极广，搜求尤勤，在石刻解读和证史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

唐代石刻研究，始于宋代，清代成为显学。石刻的最大价值是保存了唐时文献的原始面貌，多可补订史乘的缺失。清代学者治金石成就突出，但其弊端，正如岑仲勉先生所云，一为过信石刻，凡石刻与史乘有异同处，概曰“自当以碑为正”，二为偏责史实，不明史例，但见石刻有史传不见者，即视为“史之失载”。(见《贞石证史》)陈寅恪先生对石刻与史传关系的论述，更为精当：

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瞭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

这段话虽就杨树达之著作引发议论，实意在针砭清以降专治金石而忽视经史者。寅恪先生为学生开列治唐史的必备书目，首列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次列《全唐文》和《全唐诗》、宋四大书中的《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唐大诏令集》，而以敦煌材料、碑刻材料和佛教材料殿末(参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均收入《追忆陈寅恪》)，正足体现其治史应先重“多数汇集之资料”，次及“少数脱离之片段”的态度。他曾将传世文献归为旧材料，将“中古史部分如石刻、敦煌文书、日本藏器”之类视为新材料，进而说明运用新旧材料的方法：

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当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致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35年谱)

这一态度，贯穿于他研究唐代文史的各种著作之中。虽不作专门考释石刻的文字，但如重要石刻有助于恢复“残破的古画”中一山一树面貌者，他都充分利用，决不轻忽。他在《旧唐书、李德裕传》中一段批语，记录他获读李德裕家族墓志后的快意心情：“唐自武宗后史料缺略，故此传末所言多误。近日洛阳李氏诸墓志出土，千年承讹之事，一旦发明，诚可快也!”藉此亦可见他对石刻文献的重视程度。

寅恪先生治史的视野和方法，均较清儒有了极大的转变和进步，但就治学的基本规范，如读书务求善本，务经手校，立说先作札记之类，则仍步武乾嘉，决不苟且。从现存的他的部分读书札记，如两《唐书》札记《唐人小说》批语来看，他将新出石刻可与史传、说部参证者，曾作过大量札记，并记录下两者的同异。如在《旧唐书、李邕传》下，记录可资比较而当时新出的李邕祖孙墓志;在《新唐书》李鹏戡、赵矜、韩仲卿等事迹下，注明宋祁所据的碑志材料，在突厥、回纥诸传中，记下两域付出的相关碑志。这些札记，少部分后来在他身前出版的著作中有所引申发挥，大多则仅见诸札记，可见他读书以储材备用，积累极其丰厚。

寅恪先生对石刻类著作，阅读极广。从有关著作的证引来看，从宋代欧、赵二录起，到清代的《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来斋(排印本误作来斋)金石刻考略》等书，乃至民国间罗振玉的《石交录》、《辽居稿》、《冢墓遗文》、岑仲勉的《续贞石证史》等，皆曾广泛证及。重要石刻的证引，多曾求取善拓，备校众本。如引河北隆平(今作隆尧)《光业寺碑》，既据史语所藏拓，复取同治《畿辅通志》予以参校补阙;引李德裕家室墓志，亦录自原拓;为证明《柳氏传》中天宝十二载知贡举者礼部侍郎“杨度”为“阳浚”之误，他在广征《新唐书》、《唐语林》、《李义山文集》、《唐才子传》等书后，复取颜真卿《元结墓碑》为证，仅此碑即先格《金石萃编》、《八琼宝金石补正》之考录，最后请刘节查北平图书馆藏善拓颜书此碑，始得定谳，并驳正徐松校作“杨浚”之误(详《中国古籍研究》创刊号刊《(唐人小说)批注》)。

寅恪先生据石刻文献以治唐史，最突出的收获，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四裔民族史的研究。近代以来，中外学者重视中亚民族史、交通史的研究，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民族文字碑刻，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寅恪先生十分重视这批碑刻的价值，他告诫门人：“《和林金石录》有突厥《阙特勤碑》、《九姓回纥可汗纪功碑》。沈曾植著《蒙古考古图说志》，有《暾欲谷碑》。两藏有《唐蕃会盟碑》。许多碑文都是用藏文、回纥等文写的，如无专门的语言学造诣，石小心很易出错，用此类史料必须十分谨慎。……做考据须有专门修善，不可任意为之。”(见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他对中亚各种古文学的娴熟精深的把握，使他有条件准确阅读并充分利用这些极其珍贵的文献。其门人蓝文征曾记述他对上述碑文均有精当的释读：

俄人在外蒙发掘到三个突厥碑文，学者纷纷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陈先生之翻译解释，各国学者毫无异辞，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番之《唐番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陈先生之翻译也使国际学者满意。(见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刊台湾《传记文学》16卷3期)

突厥三碑指《阙特勤碑》、《暾欲谷碑》和《毗伽可汗碑》，寅恪先生在校读两《唐书》时，多次提及三碑，并略有诠说。他对三碑所作的翻译解释，未见文本刊布，但其1945年有诗题作《余昔寓北平清华园尝取唐代突厥回纥土蕃石刻补正史事今闻时汉感赋一首》，知当时确有此项工作，可惜未传。至于各国学人的反映，可能仅是传闻。有关三碑仅见的几则批语中，仍不管精彩的论述，如释桃花石(Tolgus)即唐家，并指出《旧唐书、回纥传》中四处出现“唐家”一词，为当时俗语，《新唐书》因此而删去。这一结论，是在广泛求证后得出的。

寅恪先生在德游学时即有志研治藏学，被称为其“一生治学的纲要”(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三章)的《与妹书》已充分表述志向。他对拉萨保存的长庆《唐蕃会盟碑》极为重视，曾据艺风堂藏拓详加校订，所撰《吐蕃彝赞普石号年代考》，考出彝泰和可黎可足的藏文时音，所据主要即为此碑。在说明吐蕃、日本称唐为汉、建中清水盟文之唐蕃边界、《冯燕传》中的刘元鼎事迹时，还曾多次引及此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