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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述论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经受麦卡锡主义的严重考验，研究工作几乎中断(注：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影响很大，《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从1945年到1950年发表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文章，其中有22篇文章的作者被麦卡锡列入黑名单。从1952年到1956年，在这两种报纸上再也见不到这些学者的名字。《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6期，第42页。)。60年代又受到越南战争和中国“文化革命”的影响。尤其是侵越战争，导致美国国内规模庞大的反战浪潮，动辄出现几十万人向首都华盛顿进发的示威浪潮(注：仇华飞：《美国电影与越南战争》，《当代电影》1988年第6期。)。出于对侵略战争的强烈不满，许多原来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成员，纷纷脱离研究会，另行组织成立“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他们反对美国垄断资本对中国研究的控制，反对美国推行侵越战争、敌视中国的政策，主张美国应承认中国(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外国研究中国》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1、91页。)。在美国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为当代中国学研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一、掀起研究中国“文革”的热潮

20世纪60年代末期，正当年轻一代学者对美国侵略政策强烈不满、对自己前途感到迷惘之时，中国的“文化革命”给他们带来意识形态方面的新的“模式”(注：张烨：《美国的四代中国研究专家》，《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6期。)，引发了他们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一次思想革命。文革时期的各种小报、资料像洪水般涌入美国，为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大批丰富的、但是有点不可靠的文件破天荒第一次使外部观察得以对中国政治制度各阶层进行幕后观察。这种新的信息使得中国政治研究有可能从一般转向特殊，从正式转向非正式(注：[美]哈里•哈丁著、子华泽：《中国政治研究：即将出现第三代学术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1期。)。研究内容也由表层向深层次发展，中心课题围绕“文化革命”展开。包括“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国家结构是什么?”等研究领域涉及教育、公共卫生、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工业管理、科学与技术、官僚政治的管理、学生上山下乡等问题(注：[美]哈里•哈丁著、子华泽：《中国政治研究：即将出现第三代学术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1期。)。出现了一批影响较大的作品，如鲍大可的《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鲍姆的《革命序幕：毛、党和农民问题》、埃斯波西托的《中国大陆的文化革命，科学政策和科学发展》、霍夫曼的《中国的工人》、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到农村》、林德贝克的《中国：革命社会的管理》、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还出版一批传记著作，如施拉姆的《毛泽东》、迪特默的《刘少奇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罗宾逊的《林彪：一位中国军事政治家》、维特克的《江青同志》等。大多数汉学家试图探讨文化革命发生的社会根源。费正清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寻找文化革命的根源，将中国社会分为两大部分：一类是居住在农村的为数极多的农民;另一类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他们是社会的上层。他认为文革造反的红卫兵虽然并非农民，但他们在这场运动所暴露的落后的农民意识是显而易见的(注：费正清：《对中国社会变革前景的展望》，转引自王景伦著：《走进东方的梦》，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迈斯纳在解释文化革命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时指出，“没有一个社会会这样公开地裸露出自己的矛盾、创伤和受到的损害，会这样展示出如此奇怪、曲折和异乎寻常的历史事件，充满着如此之多的讽刺和悖论，以及如此之多由于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着如此之多的由动机和结果之间巨大鸿沟而造成的伤害”(注：[美]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转引自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第181页。)。研究中国文化革命的美国汉学家中，有一部分人非常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文化革命反映了各种思想的冲突，中国领导集团的分裂，是由于在中国革命的目标，在如何治理中国，开发中国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所造成。所以，对文化革命渊源的分析必须包括思想观念、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以及文化政策等各方面问题(注：参见[美]奥克森伯格：《中国：动荡的社会》;索罗门：《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鲍大可：《毛以后的中国》等，转引自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第193页。)。尽管研究者努力从各个层面去分析解释文化革命的起源和实质，但因他们置身局外，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他们的研究总会有一种雾里看花的隔膜感觉，不可能对文化革命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有真正认识。

二、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学研究

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中美关系的逐渐缓和，美国中国学研究出现新的动向。1969年，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发表演讲中专门论述了研究中国问题的迫切性，指出美国所以在亚洲遭到接而连三的失败，就因为“不了解亚洲，执行错误的政策”(注：John 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Amercian 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1969.)。他呼吁，美国“历史学界必须把中国古老的格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变为新时代的东西，必须为与中国和平共处而斗争并取得胜利。”(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外国研究中国》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1、91页。)他强调，“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一切使我们比往常更陷于危险的境地。”(注：John 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Amercian 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1969.)作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费正清在会上提出了20世纪70年代研究东亚的主要任务。需要培养精通业务的人材，“但领导必须由效忠美国方式及其政策的人来担任”。所谓效忠美国方式及其政策，实质上就是为美国的扩张目的服务，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念，帝权观念，商业利益，使命感。说到底是研究中国服务于美国的全球争霸战略。费正清认为：“中国太弱了，它不能征服世界，但是它又太大了，世界不能吃掉它，所以中国在世界的最后地位，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在人类生存的议事日程上就显得非常重要。”(注：John 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Amercian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1969.)

费正清的演讲对推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起了很大作用，到1970年初，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会员已超过5000人，委员会于1971年、1972年先后派两批人员来中国访问，出版《通讯》和《会刊》(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1972年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周恩来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美国来华访问人数逐年增加，这些人归国后，立刻在美国掀起中国热，美国的报纸、杂志及文学作品开始大力宣传中国，中国成了传奇社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代表团访华后出了一本题为《中国，在人民共和国》的书，称“对中国一个突出印象是，这个国家充满生机，人们热情、幽默，充满为祖国献身精神”(注：张烨：《美国的四代中国研究专家》，《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6期。)。

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对中国认识仍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主要原因在于：(一)“文革”时期红卫兵的材料无法鉴别和比较，不真实的材料成为美国学者认识中国的主要依据，“非正常状态被当成了中国社会的正常状态来认识”(注：郝平：《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四十年概述》，《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二)这个时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还处于动荡之中，社会变革内在规模还被歪曲，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仅仅是局限于表面，有的只是充满幻想或盲目崇拜，有的只是出于一种反战、反政府情绪需要，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模式。所以，到了7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门打开，有些美国学者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后，又觉得失望，感到原来想到的和现在看到的有很大差距，加上中国内部进行拨乱反正，又使一些研究中国学的人对中国进行盲目攻击。曾在郑州大学任教的詹姆斯夫•肯尼森夫妇把中国的落后说成“主要原因是极权主义的统治”。记者巴特菲尔德写的《苦海余生》用极其尖刻的语言攻击中国(注：张烨：《美国的四代中国研究专家》，《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6期。)。不过，中美关系大门打开后，确有一批著名美国中国学家相继出版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如鲍大可的《前途未卜：中国向毛以后的时代过渡》、奥克森伯格编著的《中国的发展经验》、亚历山大•埃克斯坦的《中国的经济革命》、艾伦•惠廷的《中国70年代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内森的《集体领导的前景》等。这些著作较以往相比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思想内容都有很大提高。1973年11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持召开“关于优先考虑中国学研究和筹资发展”会议，与会中国学专家们一致提出“把中国学研究作为全国性事业”(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指出“今后十年一定要继续发展当代中国的研究，努力提高社会科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并且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以后，为了配合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美关系问题成为美国的中国学家关心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鲍大可和赖肖尔合编的《美国与中国：第二个十年》、费正清修订再版的《美国与中国》、费正清的《被发现的中国：它在中美关系中的形象和政策》等专著和论文。为适应美国发展对华关系需要，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关于美国应如何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辩论异常激烈，1976年4月艾伦•惠廷提出采取“日本方式”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张后，立即遭到一些人的攻击，称“只会给山姆大叔带来更多的麻烦”(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同年7月，《加州大学学报》登载托马斯•汤普森的文章，提出美国应在台湾问题采取一种“含糊其词政策”的观点。8月的《大西洋月刊》刊载费正清文章《东亚：我们的一个中国的问题》，提出“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分裂中国主张。10月，新当选总统卡特的对华政策顾问艾伦•科恩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为下届政府提出对华政策》的文章，认为摆脱当前中美关系这一局面的一个可能办法是达成“一项中美协议，宣布台湾与大陆中国之间的国际水域为双边和平区，约束双方在这个国际地区不诉诸武力，但是不说明这个行动对台湾的含义”(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鼓吹一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折衷方案”。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极力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为政府出谋划策，经常同拟订政府政策的人员进行磋商，他们仔细地研究两个具体问题，即“寻找一个可行的方案以便在将来给中国以某种承认之后使本国对台湾或者承担义务与之协调起来”(注：《卡特的中国问题顾问拟订了对北京政权的新政策》，《纽约时报》1976年9月17日。转引自《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6页。)。可见，中美建交前后美国中国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同政府政策密切相连，反映战后美国汉学研究转型的基本特征，汉学研究与美国现实政治和国家利益有密切的联系，这是美国汉学区别于欧洲汉学的一个标志。

三、占据中心地位的近现代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