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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元白文历史评价的变迁

2013-01-11

在韩愈的生前,柳宗元、李翱、皇甫shí@①对他的散文非常赞赏,但这并不能说明韩文在当时的影响,因为这些人不是他的学生,就是他的朋友。而当时文界政界都有很大影响的裴度就曾批评韩愈、李翱的古文,(注:裴度《寄李翱书》,《全唐文》卷五三八。)《旧唐书·韩愈传》:“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孔孟之旨。”后文又曰:“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惶惶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评价远逊于元白,对韩文的成就与影响都有所保留。在五代,骈俪文风盛行,韩文颇遭冷落,只有牛希济等极少数人对它还比较重视。

晚唐五代的绮靡文风引起人们的反感,于是,人们开始谋求变革,古文日益受到重视。柳开、姚铉、穆修、石介等起而倡之,极力推崇韩愈,石介著《尊韩》,宣称:“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注:石介《尊韩》,《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他们的呼吁虽然尚未彻底扭转文坛风气,却使尊韩成为一个时代明确的共同意识。

欧阳修是宋代古文复兴的关键人物,他不仅大力提倡古文,写出了大量成功的作品,而且利用自己一代文宗的地位团结了许多人,形成浩大的声势,从而确立了古文的正统地位。欧阳修对韩愈的嗜好利禄等方面略有微辞,但对韩文则敬仰无比,视为写作的范本,他自觉继承韩愈的文统,一直以当代的韩愈自期,后人也常将韩欧并称。因此,主要由他和另一位古文家宋祁编撰的《新唐书》在韩愈本传和《文艺传》中对韩愈都极力颂扬。几乎与文学史上的尊韩运动同时,理学家们也开始尊韩,建立了自孔孟至韩愈的道统。苏轼顺应时代潮流,从文与道两方面立论,赞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注:《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文统与道统相济,以韩愈为核心的古文文统就这样牢固地建立起来,于是韩文的地位凛然不可侵犯。

回顾韩文的接受史,我们就会发现,从中唐到北宋中叶,元白文的下降和韩文的上升正好形成非常明显的逆向运动,与他们各自代表的骈古文的升降正相符合。在此后几百年中,古文的正统地位一直非常牢固。在这种以古文为中心的期待视野的影响下,元白文一直受到人们的忽视,只能在以古文文统为中心的认知框架下,获得自己的地位。直到五四时期,人们极力破坏旧的道统,建设新文化。同时,又提倡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随着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新的期待视野的建立,对元白文评价开始转变。如钱基博认为:“白居易之文,不废排比,而出以坦迤,陆贽之支流乎?元稹之笔,力跻遒古,而出之峻重,韩愈之别子也。”(注: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418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钱先生着眼于元白的差异,认为白文坦易,元文遒古,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虽然认为元稹是韩愈之别子,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而且过度夸大了元白的差异,但他指出白文与陆贽的密切关系,这则是千古未见的卓识。陈寅恪认为:“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时主张复古之健者。不过宗尚稍不同,影响亦因之有别,后来遂淹没不显耳。”(注:陈寅恪《读莺莺传》,《元白诗笺证稿》第117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陈先生将元白也划为古文派,显然是没有注意到元白大量的骈文。但他指出元白文是元和文坛的宗主,是与韩柳宗尚不同的文派,则是非常正确的。钱、陈两位先生的观点受古文文统的影响很明显,但他们对旧说的突破也是同样明显的。

当然,影响读者接受元白文还有些其他因素,如元白的诗歌成就非常高,掩盖了他们散文的成就。《旧唐书·白居易》就称白居易“文笔富艳,尤精于诗笔。”《新唐书》就更进一步认为元白“最长于诗,它文未称是也。”这样就容易形成认识上的定势,认为元白文并不重要。另外,《四库全书总目》介绍《旧唐书》时云:”自宋嘉yòu@⑦后,欧阳修、宋祁等重撰新书,此书遂废,然其本流传不绝。“(注: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六《旧唐书》,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据此,则《新唐书》比《旧唐书》流传更广,影响更大,元白不擅长散文的观点影响也就更大。但是,期待视野的更新变化无疑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本文是文学接受行为的另一主要方面。元白文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历史命运。仔细分析记载元白文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的史料,就会发现元白在当时受到重视的文章主要是策赋判制诰奏状等文体。制诰、奏议都是公文,必须严格遵守等级秩序和有关公式,拘束太多,难以充分发挥才情,而且应用性、时效性极强,当时过境迁,就难以唤起读者的共鸣。策赋判等都是考试应用文体,元白的这类文章最符合当时的审美风气,因此士子们趋之若鹜。但是,赋判后来都不再列为考试文体。策论的评判标准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元白的这类文章就很难再吸引人们。从元白文的思想内容来看,虽然也有些地方符合正统思想,如白居易《策林》中提倡仁政,元稹《教本书》对皇储教育的重视等,但是这些都只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创见。而且元白文还有许多违反封建正统思想的地方,如白居易为和尚写了很多碑铭、塔记、经幢记等作品,其中大力宣扬佛教,《醉吟先生传》《池上篇序》等宣扬及时行乐,对封建秩序有一定的破坏。元稹依附宦官,人品颇受非议,《莺莺传》对男女恋爱的描写,也违背封建礼教。因此,元白文的思想内容决定了它们在封建时代,难以受重视。刘师培分析韩文在后代受重视地原因时,指出其中重要一点是:“两宋鸿儒,喜言道学,而昌黎所学,适与相符,遂目为文能载道,既宗其道,复法其文。韩文如《原道》《原性》诸作,以及李习之《复性书》,皆宋儒所景仰,遂以闲圣道、辟异端之功,归之昌黎。”(注:《论文杂记》一一,《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238页,陈引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明乎此,则元白文不被人们重视则是必然。从艺术成就上来说,元白文存在明显的缺陷。且不提公文和考试文体,单看元白文学性较强的散文。元白都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文学散文,如白居易《醉吟先生传》《庐山草堂记》《江州司马厅壁记》,元稹《诲侄书》《唐故万州刺史刘君墓志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等,各有特色,艺术成就都很高,充分体现了元白的才华。但遗憾的是,这类作品太少。元白的大部分散文立意寻常,结构简单,语言浅易,少曲折,少波澜,这些固然不是什么错误,但读多了就会觉得乏味,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总之,元白文最大的问题就是文风比较平,即使是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多少存在这个问题,不及韩文那样新警变化,艺术成就的确在韩文之下。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的选择是公平的。

一部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文学接受史。考察元白文历史评价的变迁及其原因,给我们很多启示。一部文学作品必须有独立的美学价值,才能最终被接受,确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主要是依靠某些外在原因而存在,即使能显赫一时,但肯定无法传之久远。对于接受者来说,任何一种认识视角都有局限,因此,我们在描述文学史的发展时,应当注意反思自身认识的盲点和误区。无论对元白文的价值判断如何,将他们完全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都是不应该的。因为它们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是一个时代文风的代表,是文学史发展序列中真实存在过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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