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元代读书人命运的再认识

3元曲所体现的时代人文精神的内涵

4元曲人文精神的文化启示

这四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一本四折：“多元文化广疆域，粉墨人生唱元曲。浪子隐逸兼斗士，通俗文艺开新局。”

以上讲的算是“楔子”和“题目正名”吧，下面进入正题，即元曲的人文精神。元曲的人文精神就是指元杂剧和元散曲所反映出来的一种具有普世性的元代文人的精神世界，或者说以元曲为代表的元代的一种社会文化心理氛围，一种风靡全社会的情绪思潮。

首先谈第一个问题：对元代社会的再认识。说“再认识”，因为过去我们对元代社会的认识有偏颇。主要因为元代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了汉族的朝代，从汉族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就容易更多地看到元朝的黑暗面、负面，对元朝有点妖魔化。今天我们有了更恢弘的视野，有了更开阔的胸襟，对元代社会的“再认识”就可能更客观公正一些。那么元代社会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王朝，国力最强盛的王朝之一。从疆域的广阔度来说，只有后来的清王朝才能和元朝相提并论，清朝也是一个少数民族执政的王朝。

元朝的疆域是：“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元史·地理志》)。包括蒙古全境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泰国、缅甸北部的一些地方。面积相当于今天中国疆土的两倍。

魏源《元史新编》说：“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元朝人对自己国家的强盛是充满了自豪感的。引两段元人自己的话。

虞集在《庐陵刘桂隐存稿序》中评价当代文人说：“国朝广大，旷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浑之气以为文者，则有姚文公其人。”请注意“旷古未有”“雄浑之气”这两个关键词。

贯云石在散曲《双调·新水令·皇都元日》中歌颂：“江山富，天下总欣伏。忠孝宽仁，雄文壮武。功业振乾坤，……赛唐虞，大元至大古今无。”

元代国力强盛，所以没有边患，与它前面的宋朝和它后面的明朝都不同。宋朝老处在外民族侵略的威胁下，所以才有杨家将、岳家军抗击侵略的传说故事。明朝也边患不断，有的皇帝都被俘虏，最后被后金即满清所灭亡。元朝的经济也搞得不错，因此老百姓过着太平日子，很少服兵役，各国都来朝贡，政府也注意社会福利。元末叶子奇《草木子》中说：“元惠民有局，养济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明朝李开先《西野春游词序》中说：“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因为不需要庞大的军队戍边，军费开支就减少，人民的赋税负担也就相应轻了。马致远在《中吕·粉蝶儿》中也豪唱：“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各国都来纳贡臣服，当然有自豪感了。那年我去泰国旅游，在泰缅边境上高音喇叭不停地广播：欢迎尊贵的中国客人前来观光旅游。我都油然而生一种大国国民的自豪感。

元朝的这种大国气象对国民的心理是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的，会无形地促成一种普世性的心理氛围，情绪氛围。

第二个特点，元朝是相对历史上各封建王朝来说专制统治比较那么严密，文化政策特别宽松，很少文字狱的王朝。与其后的明、清两朝比更是有天壤之别。这首先因为元朝统治阶层文化水平低，带有草原民族粗犷豪爽的特点，不太懂得意识形态控制对于巩固专制政权的重要性，对于文人通过文艺作品抨击社会弊端讽刺政治黑暗等不太敏感。帝王都有一种维持仁慈君主形象的期望值。魏源《元史新编》说：“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踵立，无一童昏暴谬之主。而又内无宫闱阉宦之蛊，外无强臣夷狄之扰，其肃清宽厚，亦过于汉唐。”过去一些封建王朝的皇帝经常短命，然后是年龄很小的孩子继位当皇帝，没有执政的能力，形成母后、外戚干政，或者太监宦官把持朝政。有时候则中央势力衰弱，地方藩镇割据，不听朝廷号令。但魏源说元朝基本上没有这些问题。《元史·刑法志》中则记载：“君臣之间，唯知轻典之为尚。”就是说元代统治者喜欢表现宽仁慈厚而不搞严刑峻法。倾向于“风俗统治”，所以法律和政策都带有随意性，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太平策》)之谣，也可以说是马背上民族的诗性使然。《草木子》里说：“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闻斩戮。及见一死人头，则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这几乎接近于废除了死刑。虽然这种记载也许有水分，但总反映了一种概貌和倾向，不会是空穴来风。至于元朝开国时期为统一全国而与金、南宋互相战争中的残酷杀戮行为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第三个特点，元朝在蒙古族的民俗习惯影响下，形成一种浓郁的社会性的艺术氛围，玩乐风气。草原民族能歌善舞，对文艺有特殊爱好，赵珙《蒙鞑备录》中说：“国王出师亦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等弹大官乐等曲，拍手为节，甚低。其舞甚异。”《蒙古秘史》中记载：“蒙古人欢乐，跳跃，聚宴，快活。奉忽图剌后，在枝叶茂密蓬松如盖的树周围，一直跳跃到出现没肋的深沟，形成没膝的尘土。”元曲中多次提到各种“闲快活”的娱乐活动：围猎、打马球、捶丸(步行打球)、蹴鞠(足球)、射柳、射圃、角羝、双陆、象棋、围棋、撇兰、投壶、顶针、续麻、拆白、道字等等。清朝人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说得最到位：“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

第四个特点，即元朝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当然元朝也是一个封建王朝，一切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都有，阶级矛盾，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这都不言自明。但元朝还有更敏感和更尖锐的民族矛盾。另外就是统治阶层文化水平低，素质低，统治水平低造成统治机制松懈因而政府官吏贪腐社会流氓横行，社会问题就越积累越多越严重。

元朝把人分为四等，当然是民族压迫、民族歧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色目人主要是指西北各族，各种西域的商人，汉人指长江以北原来处于金国统治下的汉人和女真人、西夏人等，南人是蒙元最后征服的南宋的汉人。有许多民族歧视的政策都是上了法律条文的，如“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元史·百官志一》)汉人打死蒙古人要抵命，而蒙古人打死汉人不需抵命，只要给“烧埋银”就行。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准还手，汉人不准拥有刀剑武器等。元朝人口达到五千多万，蒙古人色目人等不过一二百万，其余都是汉人、南人，从数量上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却最受歧视。这当然会滋生社会的严重不满情绪。

与此相联系的就是掌权的蒙古人普遍文化水平低，带有草原民族的某些落后野蛮的特性。“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怯薛(护卫军)出仕、吏员出职和荫叙承袭是元代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科举取士和国学贡士虽然也是输送官员的途径，但往往不被统治者重视。这就造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就是一位戏曲研究者所概括的“有权势的无赖”。元杂剧里出现不少“衙内”，横行霸道欺压良善，就是这种社会现象的艺术反映。《窦娥冤》是一个典型的故事，其中的三个反面人物张驴儿、赛卢医、太守桃杌就形成了一个无赖与权势相勾结的社会网络，像一张黑蜮蜮的蜘蛛网，窦娥这个善良百姓的代表就成了逃不掉的牺牲品。

但第五，我们不能因此就看不到元代的文化多元和宗教信仰多元，人性较少束缚的那一个层面。元代由于疆域广阔，各种宗教都得到传播发展，儒教，道教中全真教、太一教等，佛教，喇嘛教，回教，景教(基督教)，各种信仰都有信众和市场，在朝廷中有代表人物，比如全真教的丘处机晋见成吉思汗，忽必烈拜吐蕃萨斯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国师。僧人称和尚，道士称先生，占卜算卦的称阴阳人，伊斯兰教士称答失蛮，基督教教士称也里可温大师，都被视为“告天祝寿的人”，享受免除赋税劳役的特权。至元二十八年(1291)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宣政院统计：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所以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是比较轻松活泼的，人们的个性比较张扬，反抗精神比较强，总之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相融合，多民族互相融合带来了新因素新气象。同时元代的都市繁荣，商品经济发达，这在《马可·波罗游记》等书里都有生动的记载，关汉卿在散曲中赞美杭州：“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辏集”“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南吕·一支花·杭州景》)。

还有一点就是元朝的科学技术也很发达，出了不少有名的科学家和技术发明家，如写《农书》的王祯，发明纺织术的黄道婆，天文学家郭守敬等，畏兀尔(维兀尔)人鲁明善编《农桑农食撮要》，医学上有“金元四大家”，在印刷术、火炮技术、造船术、航海术、水利工程等方面都很有成就。元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欧洲还是“黑暗时代”。

那么也许有人要问：元朝有这么多优点，那怎么八九十年就灭亡了呢?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种理论上的悖论效应应该注意：因为元朝实行民族压迫，社会腐败也是客观存在的，人民就反抗，但另一方面社会宽松，统治者纵容了反抗也是不能忽视的。我翻阅史料，元朝每年都有老百姓“作乱”，但元朝统治者往往平定以后不久就把这些“乱民”给释放了，或者顶多惩罚一两个带头的。老百姓胡打海摔使劲折腾习惯了，所以社会的新陈代谢就加快。后来明太祖朱元璋吸取元朝的经验教训，朱元璋和他的大臣们经常说：，“宋元宽纵，今宜肃纪纲”“其失在于纵驰”(《明会要》)所以明王朝前期是空前的严酷专制，整个社会充满“戾气”(赵园语)，成了僵尸的社会，新陈代谢倒慢了，当然最后是物极必反，晚明就来了个堤坝的总崩溃，《桃花扇》里说“谁知道容易冰消”。元朝是活泼自然的，明朝是病态戾气的，这个对比很鲜明。

第二个问题：对元代读书人命运的再认识。我这里说读书人，或者文人，不说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近代从西方文化中引进的，西方文化界对何为知识分子更有许多学理性的界定。元杂剧的剧本和元散曲都是由元代的一些读书人创作的，而他们之所以能创作出这些辉煌的作品，是和那个时代给予他们一种特殊的命运有关的。我们要了解元曲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当然需要追根溯源到元曲创作者的生存状态。

首先谈一下所谓“八倡九儒十丐”。这是一种对元代读书人命运的习惯性说法，而且很戏剧性地与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悲剧性遭遇相比附。但只要认真一点对待史料，就发现这种比附是很不严肃的。“八倡九儒十丐”来源于何处呢?原来是南宋遗民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滑稽之雄，以儒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倡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吾人岂在倡之下丐之上者乎?”谢枋得作为南宋遗民，对元朝有国仇家恨，他说的话当然有倾向性，不过他也只是说“滑稽之雄”“以儒为戏”，也就是有幽默感的人拿读书人开玩笑，这当然不可认真坐实，不能当作真正的社会等级地位的划分。

另一个南宋遗民郑所南在《心史》中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这也是说的分类管理而不是等级划分。元代的户口统计，按不同的“户计”分开登记，如僧道户、儒户、医户、民户等。当然由于元代长期废除了科举考试，读书人不再有读书作官的传统老路可走，许多读书人在倡优伎馆里“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臧懋循《元曲选序》)，与歌儿舞女混在一起，这种玩笑也就有它的社会现实作诱因。需要说明的是倡优有特定涵义，“伎乐曰倡，谐优为优，所谓伎乐歌舞之家也。”(徐元瑞《吏学指南》)倡优是指民间艺人，不是娼妓。要知道儒学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的祖师爷孔子是在元代被赐与了最高的封号：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清两代就把王号取消了。元朝的理学是得到发展的，有不少著名理学家。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中说：“理学由北宋兴起，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元代始定为‘国是’，成为官学，而沿至于明清两代，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但就朱学来说，在形式上虽然成为元、明、清的官学，可是也从元代开始，朱学本身的思想却是更多的兼融陆学。理学在元代的这种趋向，适成为后来王学出现的消息。同时，也在元代的理学中，许衡的‘圣人之道’和‘治生’论，刘因的返求六经和‘古无经史之分’，又是明清思想的滥觞。所以，元代的理学，在宋到明清之间是上承下启，有着重要的地位。”此外，元代的书院也是很有气象的。总之，元朝的读书人“读书作官”的道路确实不如唐宋和明清诸朝通畅，心理上会有挫折感，但绝不能夸大为“八倡九儒十丐”，这是很不严肃很不科学的。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主要是一些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一种情绪化和不认真对待史料造成的，研究元代历史的学者和著作则根本没有这种说法。

元朝确实曾经较长时期中断科举考试，也恢复过考试，时断时续。这主要是蒙古人把持政权的需要，因为蒙古人文化水平低，要是按科举考试入仕委官，政权很快就会被汉人架空了。所以后来恢复科举考试，也要分两榜考试，汉人和蒙古人、色目人分开考，以保证政权不被汉人所篡夺。元朝读书人的人生道路因此不同于唐宋和明清的读书人，这是事实。但我们要看到这个事实有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元朝读书人因此走出了另一条人生道路，即更能体现人性自由发展的艺术家道路，而且从书斋走向了社会，与大众相结合。我们一方面说明清的八股文科举考试制度扼杀人才窒息人性，一方面又惋惜元代读书人不能“学而优则仕”，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明我们的惯性思维就跳不出“读书作官”。其实把元朝的读书人和明清的读书人比较一下，把元杂剧和《儒林外史》比较一下，就看得很清楚。是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张君瑞、裴少俊活得有意思?还是周进、范进、马二先生活得有意思?吴敬梓对八股考试反感，他本人其实也是一个浪子，他自己说“乡里传为子弟戒”。蒲松龄从少年时就参加考试，考了一辈子，考得头白齿豁，你瞧《聊斋志异》里对科举考试那种无奈和牢骚。因为中断科举考试，元朝读书人走出了一条浪子·隐逸·斗士的新的人生道路，创造出一种浪子·隐逸·斗士文化，这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还有一种简单比附需要澄清，就是把元朝读书人和文革中的大学停办和知青下乡作简单类比。文革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全面专政”的专制压迫，禁欲主义盛行，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和冬妮亚恋爱的插图也成了“黄色”，是一个封闭压抑性社会，后来才要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元朝却是一个勾栏瓦舍遍地，杂剧、散曲自由写作和表演的商业气息浓郁的开放社会。元朝产生了六七百个元杂剧，还有那么多元散曲，文革时期却只有一部小说八个样板戏，元朝是自由写作，文革是文字狱盛行，二者的差别太大了，怎么能乱比附呢?

1958年田汉创作过剧本《关汉卿》，后来改编成电影，内容处理成“文字狱”剧情，关汉卿写《窦娥冤》，统治者禁止演出，朱帘秀违禁上演被挖了眼睛。那一方面是当时强调“为被压迫人民而战斗”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微妙地传达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某些心声，当然也许是无意识的，但这对元代的历史真实却是一种歪曲。因为元代很少文字狱，关汉卿根本没有因为写作和上演《窦娥冤》而遭受迫害。元朝孔齐《至正直记》有一条记载宋遗民梁栋因作诗被仇家诬告，说他“讪谤朝廷，有思宋之心”，最后礼部判决说：“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可见元朝统治者在文化问题上是宽容的，有度量的。

文革中知青下乡也染了一些“浪子”气息，有的人搞“地下文学”，后来出了一批反叛性的知青作家和知青人文学者，那毕竟是文革的副产品，是“后文革”的事。其实元朝和今天的社会有相似之处，商品经济，歌厅舞厅，自由与混乱，开放与放纵，读书人就像今天的自由撰稿人，肯定不像计划经济下有安全感，但自己的主动性也大得多。总之历史让元朝读书人走出了新的人生道路，创造出了新文化，这就很有意义。元代读书人形成了新的人文风貌，在元曲中最能体现其时代特色。

那么这种新的富有时代特色的人文风貌是什么?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元曲的人文精神其具体内涵。元代社会的特点和元代读书人的命运是元曲人文精神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元曲的人文精神内涵则可用一句话概括：浪子风流、隐逸情调与斗士襟怀融会而成的反抗意识，浪漫情绪，审美人生。这种人文精神在剧曲与散曲中都得到体现。这个命题我在1984年就提出了。我写了一篇《浪子·隐逸·斗士——关于“元曲”的评价问题》，文章当时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栏，引起一场学术讨论。有的学者反驳我，有的学者则赞成我的观点，热闹了一年。最后《光明日报》请出当时研究元曲的权威学者王季思先生，写了一篇总结性长文：《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我当时很有点洋洋得意，因为王季思先生在基本倾向上是赞成我的看法的。后来我又写了两篇长论文，收在《箫剑集》(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中，专著《大俗小雅：元代文化人心迹追踪》(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的第八到十二章作了进一步展开论述，一到七章是另一位学者写的，有些观点和我不太一样。下面就从浪子、隐逸和斗士三个方面分别阐述一下。

我们从元杂剧中的男女人物形象、元散曲中的浪子情怀与元曲作家的浪子风貌三个方面来观照。

杂剧中的生末也就是男主角都有浓郁的浪子色彩。第一号种子选手《西厢记》里的张生自我表白：“我是个猜诗谜的社家，风流隋何，浪子陆贾”，红娘则形容他：“忒风流，忒敬思，忒聪明，忒浪子”，“敬思”是潇洒的意思。我们看，第一个定位词是“风流”，最后一个定位词是“浪子”。此外像裴少俊、郑元和等都是典型的浪子。

杂剧中的旦角则大多是浪女，有一些就是所谓“上厅行首”，也就是职业艺伎，如关汉卿笔下的宋引章、赵盼儿等，比比皆是。一百六十个元杂剧中只有两个坏妓女，其他都是正面形象。最光采照人的形象是赵盼儿，既靓又慧，既有计谋又有勇气。总之杂剧里的女角都具有“痴”“浪”“辣”的特点。像《望江亭》里的谭记儿，是个守寡的官太太，却被一个道姑撮合嫁给死了妻子的官员白士中，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和婚姻，谭记儿靠自己的风流色相迷倒了杨衙内，偷了势剑金牌，充分张扬了“美”和“力”，整个剧情都表现了元人那种浪子无赖气息。明朝有一个情节类似的传奇戏，高濂的《玉簪记》，里面是一个青年尼姑和书生恋爱，就是陈妙常和潘必正，也有一个老尼姑，潘必正的姑妈潘法成，但这个尼姑却是爱情的阻碍力量。《望江亭》里的老道姑却是“撮合山”，简直有点像《金瓶梅》里给西门庆和潘金莲拉皮条的王婆。这很微妙地传达出元朝和明朝不同的时代文化心理氛围。明朝中后期虽然思想解放，个性解放，却不能完全摆脱前面一百多年的专制压抑，思想束缚，所以正统思想还是不自觉地在人物情节上留下痕迹。元代却是完全自然的生存状态。

《西厢记》在明朝后期又火了起来，有的学者作了详细考证，说明朝出现了多少不同的《西厢记》版本、刻本。但这并不能说明《西厢记》在元代就不火，而是因为在元代浪子风流是基本的时代精神，《西厢记》只是其中很自然的一朵浪花，虽然这朵浪花很大很美，也只是众多浪花中的一朵，不可能唯我独尊。明朝人则是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个性压抑和精神扭曲后从前代作品中借来了火种，有一种突然发现的惊喜，所以显得特别有轰动效应。这也有点类似欧洲人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在古希腊的文学艺术中获得了惊喜一样，所以叫“文艺复兴”，要借助古希腊的作品解放自己，再作进一步的创造。明中叶以后所谓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是在搞元杂剧的“文艺复兴”。这才是《西厢记》在明代好像特别红火的根本原因。我1984年的那篇文章中就说过，元曲所体现的以浪子自居的“铜豌豆”精神“确实是一种观念的革命，是明中叶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当时很受了些嘲讽批判。元散曲中一多半的作品都是写的浪子风流的情爱，有明显的“身体性”，把风流情爱当作一种人生理想，一种意识形态。“身体性”也就是张扬与身体真实欲望密切相关的情性、人性，专制的社会都以禁欲主义为意识形态特征，要压抑“身体性”的文艺。当年美国黑人音乐就因为太富有“身体性”，而受到美国白人社会、德国纳粹和斯大林主义三方面的夹击拒斥。元曲的浪子风流当然只能在一个思想文化氛围比较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才会流行风靡，成为时尚，这与我前面讲到的内容是一致的。把这种浪子风流的人生理想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就是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散曲。

再看杂剧作者。《录鬼簿》中对元曲作家的描述都有浓郁的浪子色彩：关汉卿：“风月情，忒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王实甫：“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颩,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意义就在于，浪子风流成了元代的一种人生理想。整个社会以当浪子为荣。有两段杂剧对白特别有代表性。一是武汉臣《玉壶春》(一说为贾仲明作)里的“琴童”和他的主人玉壶生的对话：

琴童云：“相公，你不思取进取功名，只要上花台做子弟，有什么好处?”正末云：“琴童你那里知道，做子弟的声传四海，名上青楼，比为官还有好处。做子弟的有十个母儿：一家门，二生象，三吐谈，四串仗，五温和，六省傍，七博浪，八歌唱，九枕席，十伴当。做子弟的要九流三教皆通，八万四千傍门尽晓，才做得子弟，非同容易也呵。”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元杂剧里青年书生们的小厮，都是“琴童”而不是后来通俗小说中的“书童”。这很形象地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特征，大家把音乐歌舞放到了更重要的地位，比读书重要。也就是唱歌跳舞作浪子比寒窗苦读考功名重要。元代人向往的是艺术的人生，审美的人生，到了明清则是读书作官才是正途的人生。这就是本质的分野。

还有无名氏《百花亭》杂剧，主角就叫风流王焕，店小二称赞他：

他便是风流王焕，据此生世上聪明，今时独步。围棋递相，打马投壶，撇兰颠竹，写字吟诗，蹴鞠打诨，作画分茶，拈花摘叶，达律知音，软款温柔，玲珑剔透，怀揣十大曲，袖褪《乐章集》，衣带鹌鹑粪，靴染气球泥，九流三教事都通，八万四千门尽晓。端的个天下风流，无出其右。

《乐章集》是宋代浪子词人柳永的作品集，柳永成了元代人的楷模，关汉卿以柳永为主角家，清哲指曹雪芹，说他们都是“浪子·隐逸·斗士”。当然二者也有区别，《红楼梦》精英文化的程度更深，元曲则通俗文化的印迹明显。所以元人是“贤”，而曹雪芹是“哲”。“浪子风流、隐逸情调和斗士襟怀融会而成的反抗意识、浪漫情绪和审美人生”是一个很有张力的命题，可以视作对中华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一个侧面的概括，它比“儒道禅互补”的概括更具民间立场，更有原创的生命冲劲，也更有现实意义。

第三问：您谈到了元曲人文精神的三个方面，您能对每一个方面各举一部杂剧和一套散曲作为最典型的样板吗?

答：散曲好说，我在演讲中其实已经提到了。杂剧只举一部难一些，因为好剧本很多。全面考虑，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还有文化性，以及在历史流传中的普及程度，我认为可以举以下一些作品。浪子风流的代表作品：散曲是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杂剧是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隐逸情调的代表作品：散曲是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秋思》，杂剧是他的《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神仙道化剧。浪子襟怀的代表作品：散曲是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杂剧是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

傅光明研究员最后说：梁先生给我们讲了他对元代社会和元代读书人命运的再认识，也讲了元曲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内涵及其文化启示，使我们元代社会、文人状态，对元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知道，元曲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一样，获得了领一代风骚的文学成就。听梁先生演讲，我忽然有一种感觉，其实，由浪子风流、隐逸情调和斗士情怀融汇而成的浪漫意绪、审美人生，何尝不是历代文人所追求、崇尚的艺术人文精神。文人的最高理想就是自由人格，人格自由应是知识分子的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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