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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披文入情——中国古典诗学语言接受论

2013-01-11

魏庆之云:“晦庵论读诗看诗之法:诗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诗人玉屑》卷十三)读诗时,须让欣赏主体精神沉潜到诗歌的艺术境界中去,反复讽诵诗句,品析其中包含的义理,咀嚼出味道,向心灵深度拓展,才符合艺术鉴赏的法则,有所收益。诗歌语言是虚拟性的,只是创作者以一种特殊的表达技巧,将日常惯用语“陌生化”,具有意义的多重意向性,接受者要凭借个人的生活经验,加以想象、综合、发现,在具体语境中去体验。讽诵、玩味,就是通过对语言表层意义的细致探求,追寻其引申义、文外文,以及多层意义组合而获得的新生义。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讲,语言符号的具象性、语义的不确定性,恰好能引起深层无意识的反应,它会调动或激发大量前逻辑的、原生态的多种感受,它们相互渗融,使视听觉同味触觉串联起来。这类感觉的移位、转换,既是审美情感紧张力的一种能量释放,也是审美愉快的导航灯和前奏曲。所以说,读诗品味,既是鉴赏古代诗歌的经验总结,又是品析诗歌文本优劣成败的准则。

三、“但见情性,不睹文字”

诗歌是诗人的情绪流动的凝固化的物质形式,它传达诗人的情感,通过欣赏主体的接受,感发志意。因此,读诗就不仅是欣赏文本的结构规则、语言形式,获得感官的快适,而且要领会诗人抒发的情志、意念。孟子早已说过:“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孟子·万章上》)诠释诗的人,不能因为只注重文辞的品味而损害对诗人情意的理解和把握,尽管“以意逆志”有其缺陷,但这种反对割裂章句或拘泥字面意思,要求从整体的语言结构中体会诗的本来意义,是有进步意义的。本来,诗歌语言是诗人情感的载体,惟有传达所由表达的语义,才能洞明诗人的情志。但是,古典诗学讲究言不尽意,味在咸酸之外,语言只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符号系统,具有多重潜伏性的召唤结构,真正的诗情还需要通过对语词呈示的象外之意的体认,由接受主体去领会。宋人魏泰曾言:“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他还举“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瞻乌爱止,于谁之屋”诗,评为:“其言止于乌与桑尔,及缘事以审情,则不知涕之无从也。”8诗虽云表达情性,但“情贵隐”,诗人用语词述事以便寄情,这比直接陈述要感人得多,更容易达到诗的教化作用,所以,读者接受时采取的正确办法乃是“缘事以审情”,根据诗语描述的事物,探求其深藏的蕴涵,所引《诗经》里诗表面上是在说乌桑,实质上是玲珑巧妙的心灵装置,寄托着人的悲伤情思。这种情思在语言所提供的意象之外。可见,在诗歌接受过程中,有赖于读者的积极介入,“老夫非是爱吟诗,诗到忘言是尽时”,要想理解诗的真实含义,必须超越语言给定意义。司马光指出:“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读者只有通过思考,才可能得言外之意,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9假如没有接受过程欣赏者虚神静态的思考、体味,杜诗的意思就不会被清鉴、明察,更不能引起广大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从创作来说,诗之生成是性情所至;从接受角度讲,欣赏者阅读诗歌作品要想正确地理解原意,必须披文入情,探本求源,把着促成诗人创作动机的真实性情。诗由于其特殊的艺术性,情若深渊,含蓄蕴藉,见于语言之外。读者既利用现成诗语的意向性、启发性,又要超越语义束缚,去心神冥契。皎然说:“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10所谓“但见情性,不睹文字”,并非不看表达的文字,而是说明诗之味旨超出于语言的文字形质、音节格调的表层面。审美水平高的人如康乐辈,往往能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意而忘其言,使其成为通向宇宙、人生慧境的崎岖甬道。这似乎有些玄虚、神秘的色彩,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符合艺术欣赏的本质特征的。《诗筏》上云:“盛唐人诗,有血痕无墨痕,今学盛唐者,有墨痕无血痕。”11学习盛唐诗贵在学它的精、气、神,即血痕,若单由片言只字求工,虽守诗家之律,却失去了诗人真至的情性,徒有其表而无其里,有其形而无其神,一经细咀慢嚼,便兴味索然。因此,诗歌欣赏时,训字释句,决不可少,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感受诗的整体境界,读者应由注重字调句读入手,先必须得诗人之心,然后突破感官,参破时空,逼向具有历史意识、人类意识的情性,达到对意蕴的把握,得意忘言。刘熙载评论杜诗时,概括地指出:“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12杜诗吐弃高远,涵如阔大,曲折深邃,非常人所能及。他自言“直取性情真”,气象与取意相兼,谓之“有”,但其使用的语言文字却并不见新异,无刻意雕凿之痕,故谓之“无”。“有”“无”之辩证统一,使得杜诗登峰造极,后人无可追攀。所以,鉴赏不同诗人的作品,即是对不同诗作情性的区分:“羌村三首,惊心动魄,真至极矣。陶公真至,寓于平澹;少陵真至,治为沉痛。此境遇之分,亦情性之分。”13陶诗与杜诗同为真至,皆发自肺腑之言,但前者写得平澹,后者写得沉痛,风格不同,是他们二人各自生活境况而引发迥异性情所决定的。

欣赏古典诗歌,力求获得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这就要求接受者以个体的生命直觉去感悟、冥会,甚至遭遇类似禅宗的神秘体验。清代的王土禛云:“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观王、斐《辋川集》及祖咏《终南山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14读唐人五言绝句就象参禅打坐一样,有得意忘言的妙趣,一经笔舌,不触则背。王维的诗,字字入禅,有口皆碑。

由此可见,古典诗学在讨论诗歌语言的接受时,既重视语言系统,又要求超越语言。它是汉语诗歌独特构词方式的体现,也是诗学理论上民族特色的表征。

注 释:

1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丁福保辑:《清诗话》,5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册,67页,中华书局,1980。

4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徐中玉等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116页,成都,巴蜀书社,1990。

6 丁福保辑:《清诗话》,8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 丁福保辑:《清诗话》,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3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9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2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 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一),1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 徐中玉等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60页,成都,巴蜀书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