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对儒家的蔑视和尼采对上帝的否定如出一辙。对於儒家思想，李白处处持反抗、讥讽的态度。即便是对儒家所维系的传统，李白也是想有所突破的。除去前面提到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外，他也常拿孔子自比，如在《古风》中道：“我志在删述，重辉映千春”，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中道：“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同时，他也看不上用儒家思想来进行统治、治国。他在《登广武古战场怀古》中道：“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又在《嘲鲁儒》中道，“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然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头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甚至更加直白的在《淮阴书怀寄王宗成》中道：“予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 。

儒家求名望轻富贵，安贫乐道，而李白却恰恰相反，他是不求名望，但求眼前的富贵：他“王侯皆为平交人”，“十千五千旋沽酒”，“浑身装束皆绮罗”，“兰蕙相随喧妓女”，“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李白这种结交权贵、享受生活的现实主义生活态度，是和当时儒家思想中的隐忍主题格格不入的。李白那时的生活甚至可以用现在流行的“小资情调”来进行描述，他是他那个时代的“超人”。

要想证明李白的“超人”特质，就要先看到他人性的自由。他对於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批判本身就表明了他思维方式的自由;他虽能充分享受金钱物质给生活带来的各种好处，却同时是轻财好施的。他自称在他二十几岁在维扬的一年里，“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他虽结交权贵，却一向认为名是身外之物。李白是宁要酒也不要名的。他在《笑歌行》中道：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见沧浪老人歌一曲，还道沧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笑矣乎，笑矣乎，赵有豫让楚屈平，卖身卖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齐饿死终无成，君爱身后名，我爱眼前酒，饮酒眼前乐，虚名何处有?”

李白这种人性的自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吾不滞于物，与时推移，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由”。如此看来，李白这个自由的“超人”所创造出的“价值标准”，可能就是他多次提到的“舒卷”：他在《商山四皓》中道，“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又在《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中道，“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残”。尼采的超人并不是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只有快乐没有痛苦。他的超人之强在能够承受最大的失败和最深的痛苦，能够面对失败和痛苦欢笑和舞蹈。他的超人总是孤独的。这些又是和痛苦孤独，求政路不通，求道心不静，“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 的李白多么的相似。

当然，有人会说李白的这种不拘一格的“自由”和孤独感是他求仙寻道的结果。不可否认，李白的确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求仙访道，炼丹服药，云游四海，曾试图过与世无争的退隐生活。道教在当时并不是主流思想，和儒家思想相比，算是处於边缘的地位。与儒家的“入世”说教不同，道家讲究“游世”，一种脱离社会体制的自然生活。 脱离社会体制的个体人， 通过修行， 达到“天人合一” 的境界。李白“欲上青天揽日月”的诗句就是将个体人的自我意识扩充到了无限的宇宙，很有庄子所谓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意境。但道家所倡导的这种宇宙的人化，以及人的宇宙化，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个性的张扬，自我意识的膨胀，一种对自然人的超越，和对人的意志的特别强调。炼丹服药只是道家想超越自然人身体所有的限制的一种努力罢了，并不能代替道家思想的本质。道家思想中的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的确和西方尊重“个性”的思潮有诸多的相似之处，而其“仙人”的概念又和尼采的“超人”极为相似(当然要除去道家思想中的消极避世的一面)。在儒家集体主义意识占主流的当时中国社会，我们还是应该肯定道家思想的反叛性和创新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