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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郭店楚简《五行》的心术观
按郭沫若对《管子》四篇的研究，“心术”即“心之行”，“术”与“行”同指“道路”。[1]《性自命出》讲“心术”、“心之行”，《五行》讲“德之行”，二者的共性是显然的。按，从字源上看，“德”字从直从心，楚简上“德”字就写成“直心”。然而“直”是“循”之本字，那么，“德”即“心之循”，也即“心之行”。[2] “德之行”岂不成了“心之行之行”了吗?简言之，“德之行”就是心灵流行的路径、现象和方法。
竹简《五行》与《性自命出》毕竟有区别。大略地说，《五行》不是从社会层面一般地讲养心、用心的方法，而是凸显其中更重要的层面，更强调道德的内在性和道德的形上性。在这个意义上，“德之行”与“心之行”乃同中有异者。
一、五德形于内，德气流于外
《五行》首章简1-4：“五行：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3]“形”在这里是动词。这里强调的是，“仁、义、礼、智、圣”并不在外，通过身体力行、道德实践，这些德目返流之于内心，成为君子内在的德性。这样一种心灵的流向(“心之行”)，与《性自命出》所说的“生德于中”相类似，但更哲学化。这就是仁、义、礼、智、圣的内化!
请注意，“德之行”与“行”是相区别的，又是相统一的。这是“下学上达”的两种流向，是形上形下的双向撑开，是内圣外王的有区别的统一。儒家的身心观至此而大变。就“心”来说，有“内收”(形之于内的“德之行”)和“外扩”(流之于外的“行”);就“气”、“身”来说，内收、外扩都必须凭藉“德气”和“身”、“体”，并且由于“气”的作用，在“身”、“体”上有不同反映。“气”、“身”也反过来制约“心”、规定“心”。
该篇接着说：“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仁、义、礼、智、圣的和合，是形上之天道;仁、义、礼、智的和合，是形下之人道。前者“诚于中”，后者“形于外”。前者是与天道相连的道德心性，属超越层面;后者是与社会礼俗相连的道德实践层面。以下我们看到，与《性自命出》一样，《五行》也大讲“忧”“思”“悦”“安”“乐”。但这是在超越的层面、圣智的层面讲的。第二章5-6简：“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4]读者无不重视“中心”二字。“中心”也就是“内在之心”，关于“中心”与“外心”，下面还有专门论述。据邢文的研究，竹简《五行》之经与帛书《五行》经说的区别，乃在于竹书是以“圣智”为主线贯穿全篇的，帛书经部文序的改动，则使这一中心线索稍显模糊。[5]换言之，上句所说的“中心之”智、忧、悦等是最高的智慧，是理性的愉悦，是超善恶的忧乐，是内在的极至之安。这是圣贤的境界。
就君子人格而不是就圣贤人格来说，则既要五德的内化，还必须注意“时行之”。第三章6—9简：“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谓之君[子]。士有志于君子道谓之志士。善弗为无近，德弗志不成，智弗思不得。思不精不察，思不长[不得，思不轻]不形。不形不安，不安不乐，不乐无德。”[6]君子、志士在人道(善)的层面要有所作为，有道德实践，才庶几近道;在天道(德)的层面，则是道德的知、情、意的内化。该篇接着说道德的“仁思”、“智思”、“圣思”与五德内化的关系，似乎是说道德理性思考、道德体验、体悟的明觉精察和玄冥契合，对于善行实践的提升，终而促使五德形之于内。于是君子获得与圣贤境界一样的终极性的安乐。
二、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
以下反复讨论“不仁，思不能清”，“不智，思不能长”，“不圣，思不能轻”。不仁不智的人，未见君子时，忧心不能掇掇，既见君子，其心不能愉悦。不仁不圣的人，未见君子时，忧心不能忡忡，既见君子，其心不能诚服。《性自命出》未见如此这般细腻地铺陈心之“思”的文字：
第一，“仁之思”——精细。所以说“精”、“清”，是德气充盈、流行的特征。“仁之思”与身体相连。设身处地，体贴入微，关心他人的忧乐和民间的疾苦，与他人同忧同悦，实为孔子之忠(“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和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展开。因此，“仁之思”不仅是心之思，也是体之行，是内化的德气流于颜面和四肢。这是与身行浑然一体的“心思”。第五章12—13简：“仁之思也精，精则察，察则安，安则温，温则悦，悦则戚，戚则亲，亲则爱，爱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仁。”[7]?仁者爱人!这就是温润如玉的仁者气象。读这一章，我们很自然地背诵出孟子的话：“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 然，现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8]“ 然”，朱注为“清和润泽之貌”。“仁之思”是身与心的交流，内的积淀和外的呈现的同时完成。又，《成之闻之》第24简：“形于中，发于色，其 也固矣，民孰弗信?”[9]这句话可与上引各条材料互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