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桑宝靖于200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仙歌考论》[xxiii] 亦是近年探究道教诗歌的力作。该文首先以《道藏》为主、旁涉《续道藏》对道典中仙歌的分布作了文献学的详尽考证;其次，将仙歌判定为以表达道教情感信仰的女仙诗、游仙诗和宗教仪式诗歌——步虚词三种类型，并分别对之进行了背景的论述、内容的剖析和艺术特征的阐发;最后，该文还将狭义的道经仙歌的论说视域拓宽至广义的文人拟作仙歌，并对后者亦作了阐发。

2、 道教小说 在道教小说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总论当为詹石窗的《道教小说略论》一文[xxiv]。该文首先以纵向的历史发展为线索，大致梳理了道教小说的形成及其在各个时期的流变，然后指出在道教小说中蕴含了道教的生存观以及中国民众的独特生存追求，最后，该文剖析了道教小说梦幻模式的艺术表达形式、分析了道教小说中道士形象背后的文化内蕴。台湾学者李丰楙对于道教小说的研究也有相当丰硕的成果。他的《邓志谟道教小说的谪仙结构――兼论中国传统小说的神话结构》一文[xxv]对于邓志谟道教小说的谪仙结构作了剖析，并且指出：在中国的传统小说中，往往借用道教的这种神话结构勾连全文的故事情节。李氏的《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xxvi]则是目前学界研究道教小说的一部力作。在这部论著中，著者首先确立了仙道类小说的两种类型，即记录、传述有关仙真传说的笔记小说和道教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作品。在此后的论述中，著者对第一种类型如《汉武内传》、《十洲记》、《洞仙传》在文献学、道教思想史以及主题学的视点中加以论述;对于第二类仙道类小说，著者则主要阐述了道教啸的传说对文学的影响、并以《神告录》、《虬髯客传》为中心探讨道教图谶传说与唐人创业小说的关系。在论著中，著者特别强调“主题研究”(the motic studies)为研究仙道类小说的要点，在方法论上对道教小说的研究亦有贡献。另外，孙昌武对唐代神仙传记的研究也颇具新意，在其《道教与唐代文学》中提出：唐代无论是教内还是教外创作的新型神仙传说都体现了强烈的入世精神，这种倾向在道教发展史上体现了神仙思想的世俗化，在文学创作上则更富艺术创作的情趣和现实意义。[xxvii]除此，苟波的《道教与神魔小说》一书[xxviii]则是学界对于神魔小说研究的唯一一部专著。在该书中，论者首先论述了神魔小说的“济世”与“修道”主题，其次挖掘出神魔小说的“天――地――天”的空间结构和情节结构;最后具体考察了神魔小说人物形象的道教思想内涵，通过对以上三者的考究作者认为神魔小说在明清时期的大量出现源于道教在明清时期日趋世俗化和融摄儒释的主要特征。

于道教文学之叙事性文学的研究中，还出现了诸如“道教仙话”与“道教神话”概念的提出。前者如程迅的《满族神话传说与道教仙话》[xxix]一文将仙话纳入道教文学;后者如王青于199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道教神话研究》[xxx]则将如《列仙传》、《汉武帝内传》、《拾遗记》、《十洲记》及散见于诸典籍中的封禅、黄帝神话均纳入道教神话的视域。值得一提的是，在王青的论文中，考察的视点被关注于神话与仪式之间的一致性，在将道经的传授过程与《汉武内传》作了逐一的对照后他指出《汉武内传》乃是一部道教传经神话，并于论文的后半部分对道教传经神话在道教中的功能以及流传作了阐发，这一研究视角无疑是颇具新意的。

3、 道教戏曲 在道教戏曲的研究中，神仙道化剧无疑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如么书仪的《元杂剧中的“神仙道化戏”》一文[xxxi]对于神仙道化剧的主题内容和历史分期作了概述;吴新雷《也谈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一文[xxxii]对于马致远神仙道化剧产生的时代背景、题材内容以及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加以阐发;刘雪梅的《论道教思想对马致远神仙道化剧的影响》[xxxiii]即从思想内容、创作模式、戏剧结构、戏剧观念等方面阐述了道教思想对马致远神仙道化剧的影响;吴振国的《马致远与朱有敦神仙道化戏异同辨》一文[xxxiv]则对马致远与朱有敦的神仙道化剧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上作了比较;香港学者黄兆汉在《从<任风子>杂剧看元杂剧与道教的关系》一文[xxxv]中以《任风子》为例论述了元杂剧与道教、特别是全真教的关系;詹石窗的《论元代道教戏剧的两个艺术特征》一文[xxxvi]指出了元代神仙道化剧具有“超凡入圣的动作性”和“悲喜剧手法兼用”的艺术特征。

除了神仙道化剧外，学界还对道曲道调、道情、道教戏神等道教戏曲的有关问题有所涉及。如王昆吾在其《早期道教的音乐与仪轨》与《唐代的道曲和道调》两篇论文[xxxvii]中涉及到了道教歌辞曲调的研究。詹石窗的《道情考论》一文[xxxviii]和《道教与戏剧》[xxxix]一书、张松辉的《元明清道教与文学》[xl]一书、刘守华的《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一书[xli]等论文和专著的相关章节中，对于道情的起源、发展、流变、与道教的关系以及张三丰与郑板桥的道情均有概述。有关道教戏神的研究也是道教戏剧研究中颇有新意的视域。在黄兆汉的《道教与文学》中，收录了《粤剧戏神华光考》、《香港和会馆戏神谭公考》两篇论文，对戏神华光、谭公作了详尽的历史文献式的考证。在詹石窗的《道教与戏剧》中，从作为传统梨园神的二郎神、相公和老郎与道教的密切关系论证了道教思想对于旧日戏班的支配。

除此，戏曲与道教科仪的关系亦开始为学界注意。朱越利在《道藏分类题解》[xlii]中列出“文学类”为《道藏》经类的一类，并将《道藏》中斋醮科仪类的典籍归入“文学类”中的“戏剧类”。康保成的《戏曲术语“科”、“介”与北剧、南戏之仪式渊源》一文[xliii]则以戏曲与道教仪式的关系为考察对象，指出杂剧中的“科”源于道教仪式，无论研究方法还是论点都颇有创意。

(三) 道教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

与传统的中国文学史的探讨对应，在对于道教文学的研究中亦出现了少量对作家作品研究的单篇论文。如张文勋的《葛洪的文艺思想》一文[xliv]考察了葛洪的文艺思想，认为葛洪在文艺理论上具有反传统的批判精神，他肯定文学的独立地位，文学发展观主张今胜于古，其在文艺理论上虽无重大建树，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却有承上启下之功。刘雪梅的《论陶弘景的文学史地位》一文[xlv]以《真诰》、《周氏冥通记》等为考察对象，对陶弘景在玄言诗、志怪小说创作上的独特成就及其对于南朝文人的重要影响三个方面评价了陶氏的文学史地位及其对于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蒋寅的《吴筠：道士诗人与道士诗》[xlvi]指出吴筠作为一名道士诗人，其诗作内容上以道为体、以儒为用，艺术上多迷醉浪漫的幻想，形式上偏爱五言、古体，联章组诗，在唐代诗歌史上亦应占一席之地。张松辉、刘雪梅的《从三个女诗人看道教对唐诗的贡献》一文[xlvii]通过对鱼玄机、李冶、薛涛三位唐代女冠的生平和诗作的分析，指出正是由于道教为三位女冠提供了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从而使得三位女冠的诗作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并为唐代诗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