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李丰楙在1996年出版的《忧与游——六朝隋唐游仙诗论集》的导论中提出“道教文学”的另一个名称为“仙道文学”。他指出：道教文学绝非一种诸如“道教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外铄的所谓“影响说”，作为中国文学重要源头之一的一种宗教文学，以文学的艺术形式存录宗教体验的道教文学理应成为中国文学史的重要部分而不应仅仅只是“补充”。李丰楙进一步指出：由于 “道教文学”一词所指涉的名义和内涵在学界传统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语义背景下有边缘化之嫌，又由于道教文学是道教在吸纳和承继神仙思想的本质后对诸如神仙世界、成仙方法等文学式的铺展，因而其“另一个较贴切的名称则是‘仙道文学’。” [viii]

香港学者文英玲在其1998年的论著《陶弘景与道教文学》中也试图对道教文学进行界说。她指出： “道教文学作品，无论是正面或负面地表现道教精神或活动，都会呈现明显的经验性、艺术性以及感情色彩，这就是道教文学的普遍特征。”[ix]文氏关于道教文学的界定至少可以见出两点特出之处：首先，在道教文学表现道教精神或活动的内容中强调了所谓“负面的反映”，亦即将抵制并怀疑道教但仍能反映道教的文学作品纳入道教文学的范畴，这显然适当地拓宽了道教文学的外延;其次，将道教文学的文学特质明确归之为经验性、艺术性和抒情性，则进一步澄清了道教文学作为宗教文学的文学特质。由此，在文氏的界定中，无论是道教文学的宗教性还是文学性都得到了较为明晰的廊清。

二 道教文学研究的概貌

虽然对于“道教文学”的界定尚未在学界得到一致的认同，然而这至少证明学界对于这一学科已不再熟视无睹地忽略。事实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学界试图在各个领域对道教文学展开诸多的探究，我们将以大陆学界为主、旁涉港台学者的研究，对这些成果做一综述，以期大致勾勒道教文学研究的概貌。

(一) 道教文学的通史通论研究

在传统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中国宗教文学史似乎早就因为某些习焉不察的偏见而理所当然地被边缘化，正是基于此，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现的为数不多的几部道教文学通史或者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难能可贵地弥补这种缺憾。

詹石窗的《道教文学史》是第一部出现的道教文学通史。这部论著以通史的笔调论述了从汉代至北宋的各个时期道教文学的发展脉络，对于汉魏时期道教的炼丹诗、咒语诗、游仙诗、步虚词、玄歌、仙传、志怪和隋唐五代时期的道人诗、神仙传记以及北宋的道人诗词、名山志、宫观碑志等道教文学体裁和作家作品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均有论述。其后的《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一书大致延循了《道教文学史》的研究思路，对南宋至元代的道教文学做了逐一的概述。在这一论著中，詹石窗对以王重阳和全真七子为代表的全真道的诗词、以白玉蟾为代表的南宋元代金丹派南宗的诗词、南宋金元的道教散文、元代神仙道化剧分别在题材内容和艺术特征的层面上加以分析。詹氏的这两部道教文学史虽然在时间跨度上尚未完备，然而作为道教文学研究中率先出现的文学通史，无疑是有着筚路蓝缕的开山之功的。

杨建波的《道教文学史论稿》[x]是继詹氏的两部道教文学史之后的又一部文学通史。该书以史为线索论述了从汉代直至明代的道教文学，对游仙诗、神仙传记、道教诗词、神仙道化剧、道教黄冠散曲、道教名山宫观志等道教文学的内容均有概述，就时间跨度而言无疑是前所未有的。除此以外，著者还基于道教、甚至道家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对诸如《淮南子》、《长生殿》、《三言二拍》等作品中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和渗透进行了阐发，其论说视域远远溢出了道教文学的范畴。

另外，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xi]和《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教与文学艺术”部分、牟钟鉴等著《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xii]的“道教与文学艺术”部分、伍伟民、蒋见元的《道教文学三十谈》以及杨光文、甘绍成等著《青词碧箫――道教文学艺术谈》[xiii]分别以概述的笔调论述了道教文学的各种体裁和类型。而《中华道教大辞典》[xiv]将道教文学分为“道教诗词”、“道教杂记、散文”、“道教传记、传奇、小说”、“道教典故”等类并分条目阐释了道教文学的各类体裁作品。以上似可视为道教文学研究中的通论研究。

(二) 道教文学的体裁分类研究

随着道教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对于道教文学体裁的分类研究亦开始起步。这类研究大致延循了传统文学研究的体裁分类，将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体裁类型分别导入了道教文学体裁的分类研究。

1、道教诗歌 在道教诗歌的研究中出现了如刘文刚的《论道诗》[xv]等总论道教诗歌的论文，在该文中，作者分别论述了道教诗歌的创作背景、历史分期、主要内容以及意义和作用，对道教诗歌的概貌做了全景式的勾勒。张松辉的《唐宋道家道教与文学》一书中的有关章节[xvi]概述了唐宋时期道教诗的界定、类别和艺术成就。杨建波的《唐人道教送别诗、赠题诗的意象和审美趣味》一文[xvii]以及刘光磊的《论李商隐的道教无题诗》一文[xviii]则分别对于唐代道教送别诗、赠题诗的意象和审美趣味以及李商隐的道教无题诗进行了阐发。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道教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游仙诗的论述中。陈飞的《曹操的游仙诗》一文[xix]，张士骢《关于游仙诗的渊源及其它》一文[xx]是较早的对于游仙诗的阐发。李乃龙的《论唐代艳情游仙诗》一文[xxi]则进一步拓宽了游仙诗的内容，将涉及艳情的游仙诗纳入了探讨。李永平的《游仙诗死亡再生母题》一文[xxii]指出了历代游仙诗中贯穿了水死再生、以及道教的蝉蜕、羽化、进入神秘仙境等死亡再生母题。在对游仙诗的探索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李丰楙的《忧与游――六朝隋唐游仙诗论集》,在这部论著中，著者对于六朝隋唐间的游仙诗从逻辑上的发展线索到微观的个案都做了明晰细致的剖析。首先，著者将 “忧”和 “游” 概述为游仙文学的永恒主题。在六朝时期，著者以郭璞的游仙诗和上清派的《上云乐》、道教曲辞《步虚辞》为个案分述了文人及道教两种类型的游仙诗。其次，论者指出游仙文学在隋唐时期趋于世俗化。此种世俗化分别表现为《送宫人入道诗》、唐人葵花诗等为代表的以男性话语模式歌咏女冠的游仙诗、以仙、妓合流为内容的曲子词以及以游仙历程隐喻科举升降的曹唐的《大游仙诗》与《小游仙》诗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