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中国学界对西方Theory of genres和Stylistics有多种译法，前者有“体裁学”、“文类学”、“文体学”等译名，后者有“风格学”、“文体学”、“语体学”等译名。比较而言，“文类学”和“语体学”更切合其本义。西方Theory of genres和Stylistics与中国古代文体论的详细比较以及对学界有关双方研究的具体评介，是一个较为复杂微妙的问题，笔者已另文论析。

[ii] 钱志熙：《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iii] 选自《全后汉文》卷八十一，清严可均辑自《北堂书钞》卷九十九。

[iv] 选自张溥本《蔡郎中集外集》。

[v] 有关刘勰《文心雕龙》的引文均见《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vi] 《文心雕龙》屡屡强调文章的整体性，如《镕裁》篇称“首尾圆合，条贯统序”，《章句》篇称“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等。《附会》篇则可视为刘勰文章整体观的一篇专论，其中关于“附会”的“释名彰义”、关于文章“体制”构成的生命譬喻、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和“首尾相援”的一再强调等，都体现了文体观与文章整体观的内在联系。

[vii] 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钱钟书<谈艺录>读本》，周振甫、冀勤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viii] 方东美：《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1964年第四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论文》，《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方东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页。

[ix] 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x] “风格”本义指人的一种严整、刚健的品质，用于论文则泛指文章的各种内在品质，因此“风格”应该是“文体”的一个内在构成要素。

[xi] 有关钟嵘《诗品》的引文均引见《诗品注》，陈延杰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xii] 汤用彤：《王弼大衍义略释》，《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9页。

[xiii] 范应宾：《文章缘起注·题辞》，见《文章缘起注》，任昉著、陈懋仁注，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xiv] 根据上下文意，句中的“无”疑为衍字。

[xv] 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4页。

[xvi] 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5-76页。

[xvii] 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中“体裁论”与“风格论”二分的阐释模式的产生与流行，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类学(theory of genres)与语体学(stylistics)二分格局的影响。但事实上双方并不能简单地对应。西方文类学与语体学分别有各自的核心范畴genre(意为“文学类型”)和style(可理解为“有特征的语言表达方式”)，因此二者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但是中国古代文体论中的文类文体论和其他形式的文体论(如作者文体论、时代文体论等)却拥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范畴“文体”，它们应该是同一个文体论体系内的不同组成部分。

[xviii] 参见钱志熙《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一文。该文指出古代文体范畴有体裁和体性(即“风格”)二义，并据此认为古代文体学应该是指关于文学体裁的理论，而那些他认为属于古代文学“风格论”的理论(如《文心雕龙·体性》篇之体论以及盛唐体、山谷体、竟陵体之体论等)则应该排除在古代文体学研究之外。

[xix] 参看杨东林的博士论文《魏晋六朝文体论与文体观念的演变》，中山大学2004年。

[xx] 参看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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