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通(860-873年)中，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得言讽喻，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事业而能大成者。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於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於歇绝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本文主旨，亦在说此。
1996.4.於京西卧看山室，略有增补
附：历史上的“三教论衡”
朝代
帝号
年代年号
公元
事纪
北魏
孝明帝
正光元年
520
敕清通观道士姜斌与释昙谟最於朝廷辩论佛道二教先後，斌败，配徙马邑。
北齐
文宣帝
天保六年
555
九月，敕召诸沙门与道士辩对，以决二教优劣。道士败，敕道士“削髪为僧”，遂使“齐境国无两信”。
北周
武帝
天和四年
569
二月，帝临大德殿，集百官、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三月十五日，敕召有德众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馀人，皇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後，道教最上。
武帝
天和五年
570
司隶大夫甄鸾上《笑道论》三卷。五月十日，帝大集群臣详鸾之论，以为伤蠹道法，即於殿庭焚荡。
建德二年
573
十二月，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辩三教先後，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居後。
建德三年
574
五月，诏僧道大集京师，敕：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
隋
文帝
开皇三年
583
帝於道坛见老子化胡像，大生怪异，集沙门道士共议，又敕朝官威、杨素等详议奏闻。释彦悰因作《辨道论》斥“老子化胡说”。
开皇九年
589
李士谦论三教优劣，以佛为日，道为月，儒为五星。
炀帝
大业二年
606
诏令沙门致敬王者，沙门明瞻等抗诏不从，乃止。
大业四年
608
始平令杨弘集道士名儒入智藏寺，三教论议。
唐
高祖
武德四年
621
傅奕上书请废僧尼，减塔寺，以佛教“剥削民财，截割国贮”，危害国家。帝纳之，下诏问沙门出家损益。
武德五年
622
释法琳上太子建成启，并启秦王世民，力斥傅奕。
武德七年
624
帝临国子学释典，令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般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
武德八年
625
帝幸国学，下诏叙三教先後，老先，孔次，释末。
太宗
贞观五年
631
诏僧道致敬父母。
贞观七年
633
令僧道停致敬父母。
贞观十一年
637
诏令“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道士女冠今後斋行供行立讲论，皆应在僧尼之前。诏下，沙门智实，法琳等诣阙上表力争，太宗令岑文本宣敕严戒，众僧饮气还，智实不服，遭杖责放还。
贞观十二年
638
皇太子集宫臣及三教学士孔颖达、道士蔡晃、沙门慧净等於弘文殿论议。
贞观十三年
639
道士秦士英奏沙门法琳著论毁谤皇宗，敕遣刑部尚书刘德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侍御史韦琮、司空毛明素等勘问，流法琳益州，行至中途卒。傅奕卒。临终戒其子勿读佛书，谓佛教为“妖胡乱华”。又集魏晋以来驳佛者为《高识传》10卷行世。
贞观二十一年
647
李义表自西域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未有佛法，外道宗盛，义表告以中国未有佛法以前已有圣人说道，王请译为梵言，乃命玄奘法师与道士蔡晃、成英等三十馀人集五通观翻《老子》五千言为梵言。奘与蔡、成颇多争论。
高宗
显庆二年
657
诏僧道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
显庆三年
658
因祈雪。命慈恩寺沙门义褒、东明观道士张惠元等各二十七人入宫论议。
显庆四年
659
诏僧道入合璧宫论议，道士李荣立“道生万物”义，慧立以词曲之。
显庆五年
660
再诏沙门静泰、道士李荣在洛宫论议，荣以词曲，命还梓州。
龙朔二年
662
四月，下敕令僧道致敬父母。沙门道宣等上表抗拒致敬事，乃令再为详议。五月，大集文武百官及州县官等千馀人，坐中台都堂议致敬事，以议致敬事状崇佛老多，乃於六月再下诏令停令致敬。
总章元年
668
诏百僚僧道议《老子化胡经》，後下敕搜聚天下《化胡经》焚弃，不在道经之数。既而洛京恒道观彦道等奏留，有诏仍令削除。
周
则天
载初元年
690
沙门懐义等十人进《大云经》四卷，言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代唐作阎浮提主，制颁於天下。令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各藏《大云经》一部，总度僧千人。及则天革命称周，封懐义法明等为县公，皆赐紫袈裟银龟袋。御明堂大开三教，内史邢文伟讲《孝经》，侍臣僧道以次论议。
天授二年
691
以佛教开革命之阶，令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後以佛道两教常互争毁，乃下诏制止之。
大足元年
701
张昌宗、李峤、宋之问、刘知几等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书。
唐
中宗
神龙元年
705
诏僧道集内殿定夺《化胡经》真伪，寻下敕废《化胡经》，刻石於白马寺，并以佛道二教於寺观各画《化胡》或老君之形相毁辱，下诏限十日内毁除。洛京大恒观主桓道彦上表固执，敕不许。
玄宗
开元二年
714
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敬父母。
开元十八年
730
至花萼楼召释道二教论议，沙门道氤与道士尹崇对辩论议，复有旨编入藏，题曰《开元佛道论衡》。
开元二十一年
733
亲注老子《道德经》令学者习之。制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再下敕命僧尼道士女冠拜其父母。
肃宗
上元二年
761
於景龙观设高座讲论释道二教，遣公卿百僚悉就观设醮讲论，自宰臣以下赐钱有差。
德宗
贞元十二年
796
四月庚辰，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命韦渠牟、徐岱等与沙门鉴虚、覃延、道士郗维素、葛参成讨论三教，始若矛盾，卒而同归於善。鉴虚云：“玄元皇帝天下之圣人，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伽如来西方之圣人，陛下是南瞻部洲之圣人。”
敬宗
宝历二年
826
命沙门道士四百馀人於大明宫谈论设斋。
文宗
太和元年
827
文宗诞日，召秘书监白居易、安国寺沙门义林、上清宫道士杨弘元入麟德殿内道场谈论三教。
太和七年
833
庆成节诞日，僧徒道士讲论於麟德殿、
武宗
会昌元年
841
敕开讲《南华经》，设内斋，命僧道议论，道士赐紫，沙门不得著。
会昌五年
845
道士赵归真请与释氏辩论，乃令僧道会麟德殿，令沙门知玄与道门敌言神仙为可学不可学。武宗又手付老子“理大国若烹小鲜”义，知玄大陈帝王理道教，化根本，谓神仙之术乃山林匹夫之事，大忤旨，放还桑梓。赵归真举罗浮山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遣中使迎之，於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等共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八月颁诏废佛，天下拆寺四千六百馀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拆招提、兰若四万馀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宰相李德裕等上表称贺，於《贺废毁诸寺表》中指责佛教“耗蠹生灵，浸灭正税，国家大蠹，千有馀年”。
宣宗
大中元年
847
诏谓“会昌五年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主持。所司不得禁止。”
大中三年
849
帝诞日，召谏议李贻孙、给事杨汉公、沙门知玄同道士於麟德殿讲论三教。
懿宗
咸通十一年
870
帝诞日，召京城僧道入麟德殿讲论。
昭宗
龙纪元年
889
诞日仍名两街僧道入内殿讲论。
後梁
太祖
开平元年
907
命僧尼改隶祠部，道士不入宗正。罢释道二教诞日御前讲论。
後唐
庄宗
同光元年
923
命道士程紫霄入内殿讲论。
明宗
天成元年
926
诞日命僧録云辩与道士入内殿谈论。
宋
太宗
淳化元年
990
诏参政苏易简撰《三教圣贤録》各五十四卷。令通慧赞寜、太一宫道士韩德纯分领其事。
真宗
景德三年
1006
言“道释二门，有助世教。”因倡“三教一贯”，谓“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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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此处叙述与《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颇有差异。白传曰：“文宗即位，征拜秘书郎，赐金紫。九月上诞节，召居易与僧惟澄、道士赵常盈对御讲论於麟德殿。居易论难锋起，辞辨泉注，上疑宿构，深嗟挹之。”看来白居易所应对者不止义林、杨弘元，他参与唐文宗诞日的这种论辩也似乎不止一次。史载太和七年(833年)唐文宗诞日庆成节，僧徒道士亦讲论於麟德殿、时白氏以病辞河南尹，任太子宾客分司。何以出现记载上的这种差别俟考。
[②]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以所目验之敦煌写本，解释《心王头陀经》时，以为“乃一至浅俗之书，为中土所伪造者。”而《法句经》“亦是浅俗伪造之经”。“夫元、白二公自许禅梵之学，叮嘱反复於此二经。今日得见此二书，其浅陋鄙俚如此，则二公之佛学造诣，可以推知矣。”是一发见。但也由此可知当时所谓“论衡”之水准矣。
[③] 此处所指系1957年12月至1959年2月的发掘。这次发掘报告即发表在1963年第11期《考古》杂志的《唐代长安城考古记略》，可以参看。
[④]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⑤] 按陆修静为道教巨子，其生卒年及活动范围，均不可能与释氏发生这类叙述的冲突，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二册对此有所辨析，可以参看。
[⑥] 参《管锥篇》第四册二六五《全後周文卷二二》。又僧佑《弘明集後叙》曾总结儒家攻击佛徒之异端为“经说迂怪，大而无征”;“人死神灭，无有三世”;“莫见真佛，无益治国”;“古无法教，近出汉世”;“教在戎方，化非华俗”;“汉魏法微，晋代始盛”六种。在辩护时，释徒亦只引儒家事例“为法御侮”，可为钱说注脚。
[⑦] 京兆韦氏素为豪族，故时谚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语。
[⑧] 李泌後果“以王佐自负”，曾两入翰林，历仕数朝，至登相位。史言其“颇有谠直之风，而谈神仙诡道，或云尝与赤松子、王乔、安期、羡门同游。”《旧唐书》卷一百三十有传。钱钟书认为《太平广记》卷二八置李泌为“妖异门”，卷三八却置“神仙门”，“实为一事，乃毁誉天渊”。见《管锥篇》第二册。又《广记》载员淑之祖员半千事，亦属神异者流，其家学可知。
[⑨] 陈寅恪曾直截了当地认为：“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审查报告》三，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⑩] 参见尹慧珉译本页6，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11] 段安节《乐府杂录》亦曰“长庆(821-824年)中，俗讲僧文溆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类似今之通俗歌星，亦释徒之拿手故技。惟“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及“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可以推想其俗讲内容，要非佛家义理正经耳。
[12]《敦煌变文论文集》上。
[13] 大谷光照《唐代の佛教礼仪》98页《佛教礼仪と道教との关係》谈及道教科仪模仿佛教等问题。此类问题前贤发明者众，此不赘。
[14] 关於唐时本土化佛教借重关羽传法事，拙文《关羽崇拜的起源：一个文学现像的历史文化考索》(载台湾清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编《小说戏曲研究》第五辑)曾有所辨析，可参看。
[15] 此据张读《宣室记》。《太平广记》卷二十一引《宣室记》作“胡僧羞愧而死。”
[16] 此即与孙思邈有交之僧徒。《宋高僧传·唐京兆西明寺道宣传》：“释道宣，姓钱，丹徒人也，一云长城人。其先出自广陵太守让之後，洎太史令乐之撰《天文集占》一百卷。考讳申府君，陈吏部尚书，皆高矩令猷，周仁全行，盛德百代，君子万年。”则为南朝贵族。其借机煽动抗拒，或与萧瑀一样含有与李唐君权不合作的因素。
[17] 中华书局版《管锥编》第一册，页348。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