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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

2013-01-10

三是论证多依赖丐辞和默证。这一点,张荫麟和胡适在批评顾颉刚、冯友兰时已多有论述,[74]上文的评析也多涉及于此。张岱年先生说:“《汉书·艺文志》所载古代典籍,今日仅存十之二三,何以证明不见于今存典籍者亦不见于《汉志》所载其他书中?近年考古发掘,发现了许多失传的先秦简册,往往以怯对于旧传之疑,足证滥用‘默证’是不足取的。”[75]如果说梁先生在论从传授统绪上辨别伪书的方法时多用“默证”,那么,他在论从文义内容上辨伪的方法时则多用“丐辞”,以不实的前提作为标准来衡量古书。这种不科学的论证往往强词夺理,以不伪为伪,以不假为假。这一问题应当引起学人们的重视。

综上所述,梁启超关于辨别古书真伪的方法基本上是错误的,至少可以说是有严重问题的。简单地袭用梁氏的方法去判定古书的真伪及其年代,往往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笔者指出这一问题,并不是说我们比梁先生更伟大,而只是说我们生逢其时,能够看到许多梁先生所未能看到的新材料、能够想到一些梁先生未能来得及思考的问题而已。自忖才薄识浅,不当之处,敬祈各方家批评。

主要参考文献

1、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饮冰室合集》12卷,专集104,北京:中华书局,1932年。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 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5、 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香港《九州学刊》3卷1期,1988年12月。

6、 严灵峰,《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7、 张心澂,《伪书通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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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38页。

[2] 张心澂,《伪书通考》,第31—33页。

[3] 谢书第168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张书第190、191页,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吴书第200—202页,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王书第144—146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4] 该书为作者30年代在北京各大学讲授校读古籍时所写的讲义,有1940年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 梁启超1924年4月23日《致葡公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0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6] 张心澂《伪书通考·总论》认为此书系“梁氏在清华大学讲演”,恐误。

[7]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0页。

[8]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0页。

[9] 《古书通例》第4—5页。

[10] 见《石鼓文年代考辨》,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4卷,1997。

[11]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0页。

[12] 第9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13] 《古书通例》第8—9页。

[14] 转引自武内义雄《孙子十二篇之作者》,载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第37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

[15] 见《先秦诸子系年》第246、24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古籍丛考》十三《孙子十三篇作于孙膑考》,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

[16] 《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17] 如余明光就著有《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18]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1页。

[19] 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

[20] 《阜阳汉简〈楚辞〉》,《中国韵文学刊》总第1期,第78页。

[21] 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