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齐孙子》八十九篇，颜师古注曰：孙膑。《隋志》、《旧唐志》、《新唐志》等皆不见著录。日人斋膝拙堂以为《吴孙子》系孙膑所著，孙膑与孙武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膑是其绰号”，实际否定了《齐孙子》一书的存在。[14]国人钱穆、金德建皆袭其说，[15]几成定论。但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既出土了《吴孙子》，又出土了《齐孙子》。后者存三十篇，整理者分为上、下两编。又《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黄帝四经》四篇，《隋书·经籍志》已不载，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乙乙时代之前，又并没发生某种思想之原因和条件，却有涵某种思想的书说是甲时代的，那部书必伪”。[67]这一分析似乎无问题，但他一举例，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例如《列子》讲了许多佛理，当然是见了佛经的人才能做，列子是战国人，佛经到东汉才入中国，列子如何得见佛经?……我们只从思想突然的发生这层，已足证明《列子》是假造的了”。[68]所谓“《列子》讲了佛理”，主要有如下几条：一是认为《天瑞》篇的“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是佛教的轮回之说，其实这是讲的死生一贯之理，故下文说：“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营营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这与《庄于·知北游》“生

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齐物论》“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的思想基本一致，并非佛教的“六道轮回”之说。[69]二是认为《列子·杨朱》篇抄袭了《沙门果经》，《杨朱》篇讲“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

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似乎与《沙门果经》讲不分愚智，人皆有死的思想相同。但两者的区别十分明显：一个讲贵贱皆死，死后腐骨则一;一个讲人为四大所成，人死四大败坏皆空。一个讲追求当生之乐，不讲来世;一个讲因果报应，尤重死后的来生。[70]怎能说《杨朱》篇抄袭了《沙门果经》呢?三是说《列子·汤问》篇中的“偃师之巧”的故事与佛经《生经》相合。[71]这种相合有两解：一曰“中西哲人不约而同的偶然默合”，一曰《杨朱》篇此段可能经过了后人的增饰加工。如后者，这只是古书流传过程中的问题;如前者，也得不出一定非《杨朱》篇抄袭《生经》不可的结论。梁先生所谓“邹衍以前从没有专讲阴阳的”，仁义并举始于孟子诸说，都是一种基于不完全归纳的假说。以此为标准来辨别古书的真伪，说服力是不强的。由此可见，判定何种思想产生于何时代并不容易，至于说何时代只能有何思想，何思想只能出自何人何书则更不容易。“从思想和时代的关系辨别”古书的真伪，我

们不能被“丐辞”蒙蔽，应要勇于进行前提批判。对梁先生说的“从专门术语和思想的关系辨别”，“从袭用后代学说辨别”诸条，亦应作如是观。

由以上分析可知;梁先生关于古书辨伪方法的论述，从观点到论据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造成，其原因有三：

一是在价值观上宁失之疑而勿失之信，宁信有伪而不信有真。在考辨古书时，先存了一种“书愈古者，伪品愈多”的偏见。[72]认为战国秦汉之交、新莽与晋代之时存在着假造古书的运动，产生了大批伪书。所以，不但有疑点的古书一概斥之为伪，而且深文周纳，滥用丐辞，将无疑看作有疑，将小问题放大为大问题。这种以疑古为荣、以疑古为能的心态，严重地偏离了客观精神，是欧洲文明中心论影响下中国事事不如人思潮的产物。以这种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古书，自然无书不伪，愈古愈伪。

二是在方法论上缺乏辩证观念与历史观念，以今律古，以今人的著作观要求古人，不懂得周、秦古书的形成和流传有其独特的规律，将古书自然演变的过程看作有意作伪，将古书流传中的问题与古书本身的问题混为一谈，将形式上的问题与思想实质上的问题、将局部的问题与主体部分的问题简单地划等号。如此，古书的通例，如不题撰人，后来题以某子，也只是强调某氏之学;分合无定;多经后人整理;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道胜于言，

言胜于笔等等，[73]都成了梁氏的伪作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