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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忠信之道》的性质的再讨论

(一)

我在《楚简孔子论说辨证》(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中的上半本书中重点讨论了《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的性质，认为它们的基础都是孔子在陈蔡之间所发的议论，其中还考释了“是故古之所以行乎 嘍者，如此也”中“ 嘍”一词。

在书中我以几篇文章讲一个主题，行文不严密，严重影响了对主旨的阐述，此外对“ 嘍”一词自己也还在考虑中，所以友人在与我讨论时表示了相当的怀疑。

友人在来信中指出，有些学者认为《穷达以时》和《唐虞之道》是孔子著作，也有些认为不是，并给我寄来王志平先生的《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丛考》一文(“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长沙，2001年8月)。

这位友人还专门指出，我的《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一书行文有很大问题，没有集中论证《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作者的问题，反而处处作为前提直接使用。并且结论也不能令他信服，《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不一定是孔子的言论。

他还指出，我将《忠信之道》中“是故古之所以行乎AB者，如此也”的AB读为“刻漏”是不好的。

对此我作了一些解答。因为涉及我的《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一书的主题和结构，在这里将一些要点摘引如下：

《辨证》一书在写法上有问题，因为是分篇写，所以将统一的论述搞乱了。

我的主要论点是：

我所谓孔子言论三篇来源于孔子的宣教，但文章绝非孔子本人写的(P26第二自然段)，所以伍子胥的死活没有关系，甚至文中出现孔子以后的人都是正常的。

我的论证是：

1：从逻辑上说，《唐虞之道》已经被认定是孔子厄于陈蔡时的言论(这一点我没有充分查证，太想当然了)，而从内容上看，《唐虞之道》与《穷达以时》有相同的思想和情绪(P8)，而《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明显是一组(P66)，三篇可以系联。

2：三篇的思想全部见于孔子厄于陈蔡时的言论(P25)。

3：《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文字与词汇明显崇古仿古(P66)，很象是有意写古人的话，特别是写先师的话。

4：三篇文字全部是战斗性文字而不是理论(分见各篇)。

其中第一、二是中心，三、四从文献学和文学上说明这三篇太特殊，必须给予解释。

“你在此以前已明确提到孔子是作者(P8至P11)”是写作上的绝大失败。但我觉得，我的思路还是可成立的：从1和“2：三篇的思想全部见于孔子厄于陈蔡时的言论(P25)”可以引论这三篇的思想与孔子有关，从而解决3、4的问题。

“刻漏”的意见确实只是一种可能，很勉强(但好象是目前唯一的解释，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也还在考虑。

但这大概只解决了全书论述的结构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我整个论点的疑问。

实际上我对这些问题在成书后也一直在考虑，并且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本来还在研究中，但为了回答友人的疑问，这里先将一些重点写出来。

(二)

我在《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一书中是这样讨论 字的：

字不见于战国秦汉文字以及传世古文，所从又极为普通，比较难于索解。这里我们只能提出一个有建设性的设想。

从“门”从“手”的字有“闢”，如《古文四声韵》所引

从单手，不是“闢”，但所会意可能是一样的，都是以手开门。我们可以设想它是“啓”的异体。

“啓”字古音溪母支部，与溪母职部的“刻”字音极其相近。“啓”可通溪母之部(与溪母职部对转)的“起”，例如《论语·泰伯》的“啓”字，《文选·叹逝赋》注引为“起”，“蜂起”一词，《隶释·高联修周公店记》作“蜂啓”。而“起”就与“刻”对转通用了。《尔雅·释山》的“无草木峐”，《说文》、《释名》等并作“屺”。另外，“閡”可作“開”(《庄子·秋水》篇《释文》引异文)，而“開”就是“啓”， 直接释“開”亦可。

实际上，这个字也可能是“刻”的会意异体字。

上述分析纯属没有直接证据下的意会。实际上，把 分析为与“闢”类似是不对的，因为 字所从的“门”是合起来的，“又”不在门中，不应该象“闢”字一样与“门”会意。这个字更应该是从“又”、“门”声的字，也就是“扪”。

在成书之前没有注意到周凤五先生在《中国哲学》21缉上文章，《郭店楚简<忠信之道>考释》，是一个严重的疏忽，实际上，他与我现在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是故古之所以行乎扪嘍者，如此也”就是古书中常引的孔子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