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安识身有无”, 曰“嗒然遗其身”, 曰“相忘”, 曰“不知”, 最道得出有我有物、而非我非物之境界。

这种境界也可以说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 以物观物, 故不知何者为我, 何者为物”。但不是像邵维的“以物观物”那样排除主体情感, 而是物我情感的契合达到了更深的层次, 是“物我同一”, 主客体界限的消除。钱锺书不用“无我之境”的说法, 而说“有我有物、而非我非物之境界”, 则更准确地道出了这种境界的实质, 主客体并未消失, 而是融为一体, 分不清哪个是主体, 哪个是客体, 艺术思维已超越了主客体对立的局限, 进入了无意识状态, 这是审美活动的最高境界。《庄子》中曾提出“物化”和“坐忘”, 用以说明体道的境界, 而体道与审美有相通之处, 都是对主客体对立的超越。以上引文运用了“物化”、“相忘”、“遗其身”等说法, 其源均出于庄子哲学。可见古代的艺术思维论是有其深厚的文化意蕴的。钱锺书先生的著述, 既参照吸纳了西方的思想,又不脱离传统, 以古代的文学创作和理论为根基, 又能自出机杼, 发前人所未发。直至今天, 读来仍觉饶有新意。这样的转换,是很值得借鉴的。当然,《谈艺录》的撰写是在四十年代末, 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了, 我们不可能再按钱先生的模式来解决“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 但我设想, 假如当初沿着钱先生的路子走下去, 五十年后, 文艺学的面貌也许就不会丧失中国特色, 而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总之, 我认为,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可以先绕开范畴体系的建构这个难题, 而从局部性的理论入手, 这样推陈出新之路可能走得更顺利、更有效, 前辈学者的经验似乎也昭示了这一点。当代文艺学建设方向校正之后, 就应该迅速地从坐而论转为起而行, 在文艺学研究和古代文论研究这两支队伍的通力合作下, 相信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是能够取得显著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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