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云：

“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三教之学士，讲论於殿庭，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是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④]

据载，晋惠帝时，即有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附会襄楷上汉恒帝书中“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说，造《老子化胡经》以起衅端。在北魏拓跋氏汉化过程之中，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出，如《通鉴》卷一三三所载：泰始七年(471年)谓魏献文帝好黄老浮屠，“每引朝士沙门，共谈玄理。”可知“三教论衡”或曰“三教讲论”是西晋一直延续到隋唐的一项重要活动，也代表着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冲突和磨合的痛苦过程。

这种讲论时而平和，如元魏时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僧昙谟最对论“佛与老子同时不?”(参《广弘明集》卷第一《元魏孝明帝召佛道门人论》)时而热闹，如北齐时道士陆修静率徒与上统、昙显斗法，足为《西游记》类似故事张本[⑤](参《广弘明集》卷第四高祖文宣皇帝《废李老道法诏》)。有的时期或地区主要表现为磨合，如《周书·儒林·沉重传》：“天和(566-572年)中，复於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林桑门道士至者二千馀人。”《周书·韦夐传》：“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诏夐辨其优劣。夐以“三教虽殊，同归於善，其迹似有深浅，其致理殆无等级。”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览而称善。”又如《陈书·马枢传》：“梁邵陵王纶闻其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欲极观优劣，乃谓众曰：“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有的时期或地区则主要演化为冲突。如《周书》卷五《武帝纪》：天和三年(568年)“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天和四年(569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建德元年(572年)春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观，御法座讲说，公卿道俗论难，事毕还宫，二年(573年)十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後，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後。”

从儒家正统看来，自两汉“独尊儒术”而两宋之理学昌明，恰好是一轮“正反合”。汉末魏晋尚“通脱”，以“名教”“自然”为玄言之旨，而道家兴。佛教作为体大思精之外来思想文化，乘文士竞尚玄理之虚，挟“五胡”入主中原之势，对中土的冲击亦可谓大焉哉。而且佛教东渐，练就一套包围摇动人君以自固之术，於是由上而下，由北而南，渐次浸被。道士乃融集本土原始之宗教信仰，摹仿佛教之体系组织，参以老庄玄旨及阴阳五行之术，合为道教，後亦以撼动人主视听为其宗旨，因此相当一段时期内，忽而崇老，忽而崇释，忽而佞佛毁道，忽而佞道灭佛。而儒学之士本“修齐治平”入世之术，为国君之股肱，日思振作。相当一个时期内正如钱钟书先生所云：

“三家势成鼎足，其中之一家遂得如武涉说韩信所谓：“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然儒往往兼攻二氏;而二氏未尝合力攻儒者，则因儒为国家典学，自恃根深基固，名正言顺，二氏亦知其不可动摇也。”[⑥]

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至中晚唐，中国除战乱频仍外，思想文化之冲突与磨合也十分剧烈。三教之说，由兹而生。梁释僧佑辑《弘明集》，唐释道宣辑《广弘明集》(道宣还辑有《佛道论衡》甲乙下四卷，存日本《大正藏经》卷五二)，记録了自两晋到初唐三教冲突之始末根由。此为历史文化之常识者，无庸赘言。

“论衡”一事，原起於东汉儒学今古文经学之争。如众周知，由於今文经学有“通人恶烦”之弊，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亲临白虎观、大会今文经学群儒，讲议五经异同。“省章句”，“正经义”，敕为《白虎通义》一书。而王充从古文经学立义，指斥谶纬和神仙方术之说的名作，即曰《论衡》。

佛学西来，其在始初曾依附於玄学，身价百倍後，宗派间亦经论辩，前如东晋时支愍度弟子道恒与竺法汰弟子昙壹、慧远等“大集名僧”论“心无义”说，“据经引理，析驳纷纭”，“就席攻难数番，问责锋起”(元康《肇论疏》上)。後如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承诏两街临坛大德一十四人齐至安国寺，定夺《四分律》新旧两疏是非。“盖以二宗俱盛，两壮必争，被擒翻利於渔人，互击定伤於师足。既频言竞，多达帝聪，有敕令将二本《律疏》定行一家者”(《宋高僧传·唐京师西明寺圆照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