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28]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也说：
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刘勰与颜之推在文体的命名与归类方面虽然多有差异，但以四类文体为一组，分别系之于《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之下，形成井然有序的文类序列，这一本于“宗经”观念的文体分类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此后，如元人郝经(1223-1275)整理后汉文章，将58种文体分别纳入“易部”、“书部”、“诗部”、“春秋部”四大类别中，认为：“昊天有四时，圣人有四经，为天地人物无穷之用。后世辞章，皆其波流余裔也。”[29]明人黄佐(1490-1566)编辑《六艺流别》，“采摭汉魏以下诗文，悉以六经统之”[30]，以为：“圣人删述以垂世者，谓之经;后学传习以修辞者，谓之艺。”[31]凡此，都表现出由“宗经”观念所派生的文体分类思想。
就文体的特征而言，古人力图以不同的风格特征作为分类标准，将诸多文体归纳成若干种风格类别[32]。如曹丕《典论·论文》云：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33]
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种文体，每两种风格相近，可以合为一“科”，于是便形成四“科”八体的二级文体类目，而“雅”、“理”、“实”、“丽”等风格特征则成为分辨这四“科”的基本分类标准。在《文心雕龙·定势》中，刘勰也从文体风格着眼，将诸多文体归纳为六大部类，说：
是以囊括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34]
刘勰认为，相似的文体风格是各部类文体的“本采”(亦即本色)，它足以铨别不同部类的文体，使之“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用描述性的语词指称时代风格、文体风格、作家风格、作品风格、语言风格，这是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学、艺术风格学的精义要旨。而曹丕、刘勰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着力对不同的文体类型“异中求同”，使具有风格相似性的文体得以归纳类从，构成若干种不同的文类。
总之，“因文立体”是从文章到文体的归纳，“异中求同”进而是从文体到文类的归纳。经过这种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生成过程，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便形成了一个既开放又有序的整体。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家对文体分类的体式与原则、文体排序的规则与体例等，也进行了实践的操作和理论的总结，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学思想。关于这些问题，我将另文加以论述。
2004年10月22日定稿
[①]如《史记·儒林传序》引公孙弘言：“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词深厚。”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121，页3119。以下有关“文章”一词的论述，参见兴膳宏：《六朝期における文学観の展開——ジャンル论を中心に》，见其《中国の文学理論》(东京：筑摩书房，1988)，页9-17。
[②]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40上《班彪传》，页1328。
[③]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58《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页2634。又见褚少孙补《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引班固语，页2964-2965。《后汉书》卷61《左雄传·论》，亦以“儒学”与“文章”对称，云：“至乃英能承风，俊乂咸事，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页2042)。
[④]参见郭英德：《〈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载《文史》2002年第3辑，页81-97。逯钦立认为，区别“文笔”与经、史、子等专门著述，始见于王充(27-约97)《论衡·超奇篇》，此后如魏闻人牟《魏敬侯碑阴文》(严可均辑《三国文》作《魏敬侯卫觊碑阴文》)，《晋书》卷83《袁乔传》等，皆将注解故训与“文笔”分述。可知区别“文笔”与经、史、子等专门著述的文类分辨意识当起于东汉前期，成于东晋初年。《后汉书》所著录的传主著述情况，似即本于东汉史传。见逯钦立：《说文笔》，逯钦立遗著、吴云整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页322-327。
[⑤]《汉书》，卷87《扬雄传》，页3583。
[⑥]按《史记》卷61《伯夷传》：“余以所闻(许)由、(务)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索隐》按：“盖以由、光义至高，而《诗》、《书》之文辞遂不少梗概载见，何以如此哉?”(页2122)然则在西汉时，“文辞”用以指广义的文章，包括经典及注解训诂之类。《史记》卷121《申公传》：“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页3121)亦可为证。
[⑦]《汉书》，卷28《地理志下》，页1645。
[⑧]类似的用例，又见《汉书·刘向传》：“更生(按，指刘向)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卷36 ，页1928)《汉书·东方朔传》：“(东方)朔之文辞，此二篇(按，指《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最善。”(卷65，页2873)《后汉书·崔瑗传》：“(崔)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卷52，页1724)。郭绍虞说：“至于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的意义者，则称为‘文章’或‘文辞’。”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上卷，页42。
[⑨]《后汉书》，卷80上《王隆传》，页2609。
[⑩]《后汉书》，卷80上《李尤传》，页2616。
[11]刘师培云：“观班志之分析诗赋，可以知诗歌之体与赋不同，而骚体则同于赋体。”刘师培：《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页116。据《诗赋略·序》所云，赋之起始，是“贤人失志”而抒怀，而歌诗则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歌谣为起始。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云：“《七略》分诗赋者，本孔子删诗意，不歌而诵，故谓之赋，叶于箫管，故谓之诗。其他有韵诸文，汉世未具，亦容附于赋录。”章炳麟：《章氏丛书》(江苏广陵刻印社影印本，1981)。
[12]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3，《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本。